古代印章用途社会功用考略.docVIP

PAGE 2 - 古代印章用途社会公用考略 印章是选取不同材质，在方寸之间，运用文字结构，开展工艺造型，再现书神采的一种艺术实物，极富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研究与鉴赏价值。我国古代印章源远流长，取材丰富，种类繁多，用途广泛，造形多样，风格各异，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印章之所以在我国几千年兴盛不衰，盖因其具有特殊的社会功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考察古代印章的社会功用，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封识财物之标识 《周礼·地官·司市》载：“凡通货赂，以玺节出入之”。《周礼·地官·掌节》载：“货贿用玺节”。也就是说，上古时代民间贸易活动中，用当时的印章—玺节，作为经商时准予商品出人流通和转运存放的凭证。《周礼·职金》载：“受其人征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也就是说，征收赋税，表明货物质量与数目也用“玺”。如同今天人们贸易活动过程中，交纳各种税费或运输各类商品都需要加盖税务章和各种准许流通的印鉴方可通行一样。可见，“玺”最初是用作商品流通中封识财物的标识。汉代仍用印章封存实物，居延汉简中就有“谨行视钱财物藏内户封皆完”的记载。 二、公文效用之凭证 到了春秋时期，“玺”便由封识财物的凭证演变为封识公文的凭证，这时已有“玺书”之说。《左传》载：“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玺书即用印文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大夫及一般官员的用印文书，均称玺书。国君使用的玺称为“御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唯有天子之印用玉料制成，称为“玺”，故玺书为皇帝专用文书，成为诏放文书之别称。秦时皇帝有六玺，不同的文书用不同的玺。汉时，规定皇帝的诏令文书和各级政府的下行公文均须加盖印信，才具有法律效力。东晋以前，公文书写材料以简、犊为主。竹简以绳编连，收卷拴束；木犊则以检相覆，引绳系札。无论简与犊，在书写完毕之后，均要在系绳结头之处粘填特制的泥土，并在泥上加盖印章，谓之日“封泥”。只有破印割绳，才能开启文书，故可以防止私拆公文泄露秘密。“封泥”之法，不用印色，而是将印章直接押盖于泥土之上，为使印文清晰，当时的印章多为反字阴文，且方径都较小。东晋末年，桓玄诏令：“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为之”(《渊鉴类函》)，纸张完全取代简犊，成为国家公文的正式书写材料。此后，印章铃盖于纸上，为使印章醒目，封泥便为朱色水印所代替，印章亦改为反字阳文，印文字数增多，且方径日益增大。魏晋南北朝时，纸张的篇幅较少，一件公文有时需用数纸，公文撰成后，将数纸首尾相接，粘联于一起，然后加轴成卷。为防止抽换作伪，在首尾的接缝处，要骑缝加盖印章，称押缝(骑缝)制度。这一制度，为此后各朝所沿用。唐时，公文制作完毕后，主管长官应签字画押，然后交监印官审核盖印，“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谬，然后印之，必书于历”(《唐六典》)。此外还规定：“诸盗官文书印者，徒二年。涂印，杖一百”(《唐律》)。宋时，规定公文有脱误需改动者，须在改动处加盖印章，此后，各朝皆沿袭这一制度。清时，皇帝有二十五宝，依据不同的用途，使用不同的印章。如，“皇帝奉天之宝”用于祭祀天地，“皇帝行宝”用于册封、赐劳，“皇帝之宝”用于发布诏书和大赦天下，等等。时至今日，印信仍是公文具有社会公认的现实执行效用的凭证，公文盖印是发文处理程序中的重要环节。 三、权力地位之象征 初时，印章皆称“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大夫及一般官员之印均称“玺书”，国君之玺称为“御玺”。秦后，规定唯有天子之印用玉料制成，称为“玺”，余者皆称为“印”。汉承秦制，又有发展。《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白玉姨虎钮”，《汉官仪》载：“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印。”《汉官仪》另载：“诸侯王印，黄金驼钮，文曰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垂相、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日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铜印，鼻钮，文日印。”汉印这一制度的基本做法为其后历代所沿用。由此可见，凡官秩地位不同，其印用材、钮形、尺寸不同，是以玺印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 四、祈样厌胜之佩饰 《汉旧仪》载：“秦以前民皆佩缓，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此风至汉代尤胜，传至元代，凡庶民都佩一铜印以为信记。《五灯精舍印话》载：“吉语汉印，多系佩带之物，如出人大吉，出入大幸，词意可见，不尽为铃印之用。”又说：“周秦两汉玺印，类皆佩带印文范刻姓名表字，或为厌胜语意。”“厌胜即镶胜，攘者求也，犹言求福，出人佩带，于以致祥，故曰出入大幸。又或曰出利，义亦相同。”可见，古代私印通常用作祈祥厌胜之佩饰。 五、篆刻艺术之载体 我国篆刻艺术肪自春秋，滥筋于战国，泊于秦汉，积以岁月，遂成专门学问。印章自出现之初，就是篆刻艺术之载体。汉代是篆刻艺术形成时期。汉代官印文字均为小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