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当代语言变异理论二至四.ppt

第七章 当代语言变异理论 二、变体及其分类 变体（variety） 如果把变素看成是第一个层次的话，变异就属于第二个层次，变体则属于第三个层次。 变体，可以等于传统语言学的语言，也可以大于或小于传统语言学的语言。 变体，是英国的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R.A.Hudson）提出来的，可以说是对语言变异理论的扩展和发挥。 （一）变体定义 “具有类似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项目。”所谓一组“语言项目（items）”，可以是整个（甚至不止一个）语言结构系统，也可以是某个音、某个词，或是某项语法规则。 比如，它可以统指某个多语社会中所使用的多个语言；也可以只是指“汉语”，或是“汉语的某个方言系统（比如苏州方言系统）”；也可以仅仅是“北京话中第二人称代词”，或是“河北某次方言中，表示名词（无论它指称人或物）复数时，均可加‘们’”这一个特殊的语法形态。 “语言项目”，也可指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最重要的是“具有类似社会分布”，也就是说，这一组语言项目出现的社会条件是基本相同的。 这些社会条件指的是： 说话人、听话人的社会特征； 语言发生的交际场合； 谈论的话题的性质； 交谈者双方之间的关系等。 “类似的社会分布”可以只是指该组语言项目具有一个类似的社会条件，也可以指它们具有几个类似社会条件的组合。 如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是一个多语社会，那里的华人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华语、英语和汉语的闽、粤、客家方言，从而构成“新加坡华人言语社团语言变体”。他们使用的“华语、英语和汉族各方言”就是“一组语言项目”，而“几乎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就是他们的“类似社会分布”。 “变体”（也可以叫做“语言变化”）是从它的社会分布上来界定其范围的，而变体与变体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多元结构，各种社会因素有可能互相交叉。同一组语言项目，有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语言变体。不同的语言变体，也可能在某些语言项目上，互相交叉、重合，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从属或包含的关系。 比如，天河城某专卖店的一位年轻女售货员的日常生活用语中的语言项目，就可能既属于广州地域方言变化，又属于青年语言变体，妇女语言变体和随便语言变体。 （二）变体的分类 1．从说话人本身的社会特征来分（1）双（多）语变体和民族语言变体 新加坡华人以他们共有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等而形成一个社团。他们同时使用着多种传统语言学中所谓的民族语言，整个社团所使用的多种语言，就是多语变体。 这个多语变体中，不但包含了好几个民族语言变体，即华语、英语、马来语等，而且还包含了汉语的好几个地域方言变体，如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等。 社会语言学认为：只要一组语言项目具有类似的社会分布，它就有资格被称为一种语言变体。 从理论原则上说，多语变体、民族语言变体、地域方言变体都是语言变体，都是从使用它们的人的共同社会特征所界定的。但是，国家社团和民族社团所使用的语言变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上许多的民族语言变体，因其成员分布地区的差异和分离时间的久远，在社会分布和语言项目的“类似”上也是不太严格，甚至是比较含混的。 （2）地域方言变体 地域方言最初形成可能和地域有较直接的联系，形成后，在一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分布和功能都可能发生变化。如闽方言形成于福建和浙江省南部。随着该地区居民的迁移，闽方言特别是闽南次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到海南岛、台湾岛和东南亚地区。它在这些地区的功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比如，新加坡的华人，以福建人居多。闽南话不但是当地许多来自中国不同方言地区的移民的共同交际手段，而且也是华人与非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 这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域方言不仅可能成为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共同语，甚至能成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族际共同语。它的使用，早已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而不再只是一种“地域方言”了。 方言的形成，非地域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如杭州方言，语音结构是地道的吴语。但它又有北方方言的特点。如缺乏吴语普遍存在的文白异读系统。因此，有人把杭州话称为“半官话”。这显然与历史上北宋末南宋初，大批北方居民南迁有密切的关系。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县汉族的五屯方言，是由四川北迁的汉族方言深受藏语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掺杂式方言。它的词汇中，不但有汉语和藏语的词缀，也有的是藏语的词根加上汉语的词缀。 汉语七大方言的形成，并不都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客家方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北方居民因战乱南迁后，受当地居民语言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各地，由于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地域方言的并行，使用普通话往往显示谈话的郑重，而使用方言则表示随便和亲密，这就使地域方言具有了社会方言的身份。 社会语言学把地域方言作为一种重要的变体来研究。 （3）社会方言 传统语言学中，地域方言是从属于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