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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结课作业题目 一、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又说：“诗人必须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说说你的理解。 所谓“轻视外物”,即“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所谓“重视外物”,即与万物合而为一,同忧共乐。 1这种“入乎其内”,与西方的所谓“移情说”有其相通之处，“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色彩”。“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探讨移情现象之论,亦俯拾即是。西方“物我为一”中国“神与物游”, 西方将自我“移入”外界事物,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为一”的和谐境界。“移情说的作用就是这里所确定的一种事实:对象就是我自己,根据这一标志,我的这种自我就是对象;也就是说,自我和对象的对立消失了,或者说,并不曾存在。” 金圣叹在《鱼庭闻贯》中深有体会地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 2而这种“出乎其外”,又与西方的所谓“距离说”有近似之处。东方就是要从事物中跳出来。置身局外,客观冷静地观察生活。尽管堂下“哀乐万千”,我却能“肃然踞坐,晒睐指点焉”。唯有如此,方能“观之”。苏轼有诗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老子“虚静说”摒除内心的杂念和妄见,返照内心清明的本性。 西方要求人们与外物分离,超脱外界事物,从实际生活中跳出来,与宇宙人生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保持“审美意识”的“心理距离”。（远处的草更绿，得不到的更好）也并非是绝对的超脱,而是有限度的超脱。“距离的矛盾”:如果距离太近,就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但若距离太远,结果是不可了解,不能形成审美意识。 3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与统一。“移情说”要求激动的情感,“距离说”要求冷静的理智;如演员“分享者”“旁观者”缺一不可，文艺是要表现情感的,没有情感,便不能感动人,便没有生命力。只有情感,无论是对审美欣赏或是文艺创作来说,都是不够的。鲁迅说:“我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画竹子（胸有成竹） 二、“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的，后来在《华夏美学》中又有所发挥，李泽厚指出：“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衣食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犹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中国人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因为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于是有人以‘耻感文化’或‘忧患意识’来相对照以概括中国文化。我以为这仍不免模拟‘罪感’之意，不如用‘乐感文化’为更恰当。”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因此这种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中国文化中又有许多伤春悲秋之作，这两者是否矛盾？ “罪感文化”最早由本尼迪克特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其一，基督教国家的‘罪感文化’人的一生就是赎罪的一生；其二，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以耻辱感为动力。 李泽厚认为，＂乐感文化＂的内涵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一个世界”：关注“此世”而非“彼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第二，思维方式是“实用理性”，核心是“情本体”。“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 强调人的感性生命、生活、生存，从而人的自然情欲不可毁弃、不应贬低。虽然承认并强调‘理性凝聚’的道德伦理，但反对以它和它的圣化形态（宗教）来全面压服或取代人的情欲和感性生命，认为重要的是应研究‘理’与‘欲’在不同生活方面所具有或应有的各个不同的比例、关系、节奏和配置，即各种不同形态的人性情理结构。 但‘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是乐观的、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文化。 “信仰层面——精神超越而不迷失”（＿）信仰目的：偏重今生（二）信仰对象：多元杂糅（三）修行方式：自我为主 修行方式主要体现为“内圣”与“外王”。“内圣”在于个体修身养性，自我提升道德水平；“外王”在于人世济民，为国家效力，为黎明苍生服务。（四）趄越决定权：在我而不在神，人定胜天（忧患意识） “社群行为——行为中庸而不极端” （一）外行为不偏不倚、适宜有度；内在坚定不移、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