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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祭祀活动的文化含义 郭灿辉 儒家文化的祭祀传统，有祭天地（神）与祭祖宗（鬼）两类，亦即所谓“别事天神与人鬼也”（《礼记?郊特牲》）。祭天地与祀祖宗，最先都是缘于原始宗教仪式，“原始人虔诚于神灵，他们总是将自己的智慧、技艺和劳作的收获视为神灵的恩赐，甚至将自己的智慧本身也认为是神灵所赐。”儒家文化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牲》）。祭天传统的真正思维是在终极回溯中得人和天地万物的本源之道，或进入本源一体、人神沟通、上下交灵的精神境界。古代在祭天祀地礼仪上的政治含义，我们今天不再取君权神授之义，而取每个人在精神上面对神性的上天时，从天而“得”（德）的本分正当、神圣性和“成己”的使命精神，并对上天的好生之德和天道秩序带给人的和平与福址表达感谢。我们现在要追求内含上的精致，而不是同一意义中礼仪环节的繁杂（“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礼记?祭义》），做到每一环节和形式都有精神上的深义，礼仪活动应当象“诗歌”那样精练，不要搞成“散文”。 祭祀祖先是作为人的经验来源因素在返本得道的思维中获得精神意义，它不同于祭天礼仪。对人的祭祀可以考虑从情感的缅怀和纪念中表达感恩和“不忘本”的意思，对有功德的人可以表达铭记、传扬、学习和告慰逝者的这类意思，后面这一点可以与电子功德碑的制度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既可鼓励活着的人去建立功德成就，也可以为死者留下永恒的纪录而万古流芳。 清明祭祖扫墓，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习俗，可以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祭祀的本意是为了表达追思之情。那种互相攀比讲究排场、粗俗愚昧甚至伤风败俗的祭祀行为，败坏社会风气，完全失去了寄托哀思的本意，不仅与传统美德相悖，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 当然，中国现在的祭祀活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由最先对天地神灵的敬畏，演化成对先祖情感的缅怀与纪念；由一种纯粹的宗教仪式，变化成为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与促进人们和谐相处的重要因素。祭祀活动内涵的演变，体现着文明进步的时代要求，它可以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下，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出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现在，国家将清明节正式定为法定节日，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尊重民族传统文化、顺应民意的执政理念。很多地方的政府或个人，以及一些殡葬单位都会举办公祭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助长本已轰轰烈烈的“公祭”之风。但怎样让此种活动进入更规范、更理性、更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却是我们学界或理论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怎么做？杂志、媒体都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往往是在“闭门思过”，大多没有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调查活动，往往拘于一孔之见、一面之词，很难让人看到事实的全局。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祭祀活动，是儒家“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左传?成公十二年》：“国之大事，在祭与戎”，指国家以祭祀与军事为重；《周礼?天官?大府》：“邦都之赋，以待祭祀”，意即诸侯的贡纳，主要用于祭祀，说明祭祀是国家的大事。但是，中国的祭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在祭祀的对象上，重人事而轻神灵，对神灵是敬而畏之，没有西方人那种为神灵献身的宗教精神。中国人会祭五谷神、祭人文始祖、祭家族的列祖列宗，但一般普通人很少祭太阳神、风神、雷神等（出现灾异时除外）。说到底，被祭祀的主体，仍然是人，不过，这里的“人”，应该是指人死后而没有消失的灵魂。人们认为，人之形体消失，但灵魂仍然存在。祭祀的产生与演变，也许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制约。但中国的灵魂不死观念，主要着眼于活着的人，即逝者对生者人事活动的干预。子贡曾问孔子，人死后究竟有无知觉？孔子的回答很玄：我想说人死后有知觉，又怕孝子用妨碍活人生活的方法来厚葬逝者；我想说人死后无知觉，又怕不孝子孙弃亲不葬；究竟有没有，待你死后，自然就知道了（《说苑?辨物》）。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孔子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人死后有没有灵魂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对活着的人的影响；二、对待逝者应该采取恰当的方式（既不厚葬，也非不葬）。这种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必然影响到祭祀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祭祀可以说是一种剥离了宗教的仪式行为。祭祀的目的，主要是追念始祖大德、先圣先贤、列祖列宗、社会贤达等的美德和功劳，宣示孝道，或是弘扬某种精神，并以此激励生者。 除开古代国家特有的祭祀活动（如祭天、封禅等），一般情况下祭祀可以分为“家祭”和“公祭”。家祭是家属祭祀先人，中华民族的家祭，在宗法制社会里尤显重要，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家祭的时间、地点、规模等，都具有更多民间文化的意味。公祭则是由公众团体（如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团体、单位）等组成筹备执行委员会，组织祭祀某些特定的人。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公祭对象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