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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陈寅恪与“敦煌学”
2012级史论系
黄育杰
指导老师:马晓琳
学号:20125001178
浅谈陈寅恪与“敦煌学”
内容摘要:学术上的爱国主义是个很难讲清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它可能会对于某一方面的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陈寅恪反对学术上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世界的学术”这样一种理念, 他为后人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方向和切入点,不仅有传统的学术范围而且还有西方的学术内容。
关键词:敦煌学;世界的学术; 爱国主义
敦煌学是一门以敦煌文献资料为核心的新兴学科,它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其中相当大比例是对敦煌佛教的研究,包括佛教史、佛教文献、佛教艺术、僧尼信众的社会生活等。虽然研究的对象是1900年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批写卷。但是从发现以来,研究发展却是以英、法、日本为主。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便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敦煌学著作之林,仅三数人而已”
一、敦煌学的发展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更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虽然敦煌学于20世纪初即已发端,然而“敦煌学”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于1930年首次提出来的。是年著名学者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请陈寅恪先生为它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向达先生也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而陈寅恪自己同样这样说:“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中这样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 一般中国学者都持此看法。 但是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对于这词什么人最先使用,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的命名,不仅使用了这个词,而且指出了敦煌学的特点:“敦煌学者,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敦煌学是世界学术,陈寅恪给了敦煌宝藏研究一个明确的定位。”
二、敦煌学的进步
陈寅恪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的研究。以后随着敦煌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中保存的精美的壁画、彩塑等的研究,以及敦煌简牍的大量发现和海内外所藏敦煌绢纸绘画等美术品的发表,“敦煌学”的概念得以扩展。然而敦煌学所涉及众多领域,但是它的确不是一门成系统的学科,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将其包容。由于敦煌学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和研究对象来自于文书、石窟等,研究的时段具有一致性,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所涉及的各个学科领域也在不断地交融、渗透,相互促进,许多方面已是相互包容。敦煌文书中承载了极具重要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文献,它们虽然不是用汉文写成,但绝大多数也是中国古代各边疆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们不应当把它们排斥在外。同时也应当看到,敦煌宝藏中还有历史文献之外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等方面的文献,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不如欧美、日本学者,而且至今也没有超过他们,需要虚心向国外同行学习。
陈寅恪作为一个多年在国外留学的学者,不仅是指明了敦煌学的地位,也是对敦煌学研究者的一种鼓励。使研究者们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以及敦煌学的价值。我国对敦煌学研究的不足和差距,并且希望学者不要闭门造车,应当和世界学术接轨。如果只是把眼界放在一个狭窄的汉文文献的圈子里去争夺研究中心,其实却失去了另外的研究中心,而且会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起来。翻阅一下近年来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和不断出版的国内会议论文集或纪念文集,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题目越做越窄,而且往往只注重新材料的追求,而不去思考新的问题。这样一来,所谓的“爱国主义”就会捆住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吸取国外同行的优秀研究成果,阻碍中国敦煌学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
1934年8月,北平图书馆派向达、王重民到英法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同时姜亮夫先生更是自费在巴黎抄写敦煌文献,其精神足为中外学者所景仰。四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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