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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江南东道地区的人口研究论文 　　本文所称的“江南东道”，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省南部、浙江、福建两省全境。唐代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以州辖县，州长官直接受命于中央。“道”只是监察区域，并非是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但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全国被分为十五道，江南道析为江南东、江南西及黔中三道。本文的“江南东道”辖境十分辽阔，其前身是唐初十道之一江南道的一部分，开元二十一年将江南道析为江南东道、西道、黔中道，江南东道辖润、常、苏、湖、杭、睦、越、明、忂、处、婺、温、台、歙、福、建、泉、汀、漳19州。　　唐前期该区域人口的分布是很不平均的，从《旧唐书》(中华书局)，卷四十，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至二六，、、所列可知：在贞观十三年时，江南东道地区中杭、润、常、湖、婺五州每公里人口数超过10人，其他州，人口密度最低的为建州，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仅为，除此之外，台、处、苏三州人口密度也不高，分别为每平方公里、、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初，位于太湖流域的几州，人口明显较多，密度高，例外的是苏州，尽管位于富庶的太湖流域，人口密度仍然很低，这与沿海与山区地区开发程度低是有关的，这从台、处、建三州的人口密度之低就可知，故说江南东道地区人口分布是不平均的，差异还较大。　　天宝十二载时，人口分布发生变化，该区各州人口密度都大跨度的提高，每平方公里人口数超过50人的有六州，分别为润、常、湖、杭、婺、越州。其他几州(福建几州除外)，人口密度最低的为处州，人口密度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州，贞观时苏州人口密度为人，而在天宝时期则涨到人，增长率高达1，062%，同时贞观时人口密度较低的台州、处州，在天宝十二载时，人口密度都上涨为、人，增长率为1，278%、314%，这么高的增长率都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了沿海地区的开发加速，也表明江南东道地区人口增长相当快，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变化，从人口聚集在太湖流域，也开始向沿海与山区迁移。综上所述，唐初期江南东道地区，太湖流域人口分布最密集，浙西诸州人口密度较浙东诸州高，而福建五州则发展较慢。但这里的福建五州发展较慢是相对的，因为从横向(福建各州)看来，今福建境内的五州成长似乎不是很惊人，但从纵向看(五州总和)，我们可以看到五州的成长并不比其它地区逊色。在唐初，今福建境内隋建安郡旧境，只有一个建州，旧属岭南道，户数只有15，336，其它四州(福、泉、漳、汀州)分别是在高宗武后玄宗时期先后设置的。开元时，五州的户数达108，991，与唐初的1万多相比，增长6倍多，因此唐时今福建境内五州户数的发展速度并不比江南东道其它州慢。　　从上文可知，唐前期江南东道人口户数的增长是惊人的，而且也表明，唐前期较荒芜的沿海地区，人口开始聚集，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该区域户数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该区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早期江南东道经济并不发达，是个地广人稀、草莽丛生的地方。但经过六朝开发以后，江南经济开始迅速发展，高速发展的经济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的人来此定居，另一方面则降低了江南东道本地的人向外迁移。当然，北人南迁也是该区域人口增长的原因，但这个因素在唐前期占的分量还不是太重。　　其次，唐朝一整套严密的籍帐制度为该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保证。由于以前江南地区户籍的管理没有北方严密，再加上江南地方大族隐瞒人口，所以直到隋代，该地区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户口不实”问题。唐贞观十四年推行户籍、计帐等一整套严密的籍帐制度，使得江南东道地区长期存在的“户口不实”问题得以扼制。　　最后，安定的环境是江南东道地区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安定的环境与人口的增长二者是一致的。自秦汉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人口的“密集地”，但这一情况却在隋未唐初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一时期由于相当频繁地战乱，户口大减。根据《隋书.地理志》载，隋大业五年，关内道户数为895，605，但在贞观十三年户数却直接降为397，950;河南道大业五年户数为2，791，832，贞观十三年为310，434;河北道大业五年户数为2，143，174，贞观十三年为339，445，河东道大业五年户数为867，342，贞观十三年为264，182，可见这一地区在唐初户口大减，而且幅度相当大，这时候江南道的户数不减反增的情况就相当引人注目，隋大业五年，江南道户数为304，248，但在贞观十三年却为388，600，江南道户数的增长与这个地区相对安定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天宝十四载，胡人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叛军一度攻陷洛阳、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后，北人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天宝时全国总户数为8973634，江南东道户数为1139108，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