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doc

PAGE PAGE 22 清代中国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 ——以汪辉祖《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例 徐忠明? ?收稿日期：2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时期中国司法构造及运作原理研究”（10AFX0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明清时期法律知识的传播与接受”（GD10CFX02） 作者简介：徐忠明（1960-），男，上海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 关键词：《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传播；州县；法律知识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11)06-0000-22 一、导言：清代“官箴书”传播的原因 学者以为，传统中国属于伦理本位的社会。［1］基于这一判断，他们认为，据以调整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乃是礼法这种东西，它的核心原则，即是三纲六纪。 陈寅恪曾经说过：“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参见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载《王静安学术经典集·附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详尽讨论，参见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属于乡土社会，礼俗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生规范。［2］不消说，中国法律史学者也有类似的判断。［3］据此，从国家层面来看，用来调整伦理秩序或身份结构的规范，基本上是融贯了“情理”的律例和礼制；实际上，律例也是一种附载了暴力手段的刑罚规范。就社会层面而言，基于乡土社会的固有特点——熟人社会或人情社会，故尔据以维护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规范，不外乎是人情、礼俗和契约，等等。 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来看，国家律令与社会的人情、礼俗、契约、家规族法以及乡规民约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交叉与互动，并且延伸到了司法场域。这个问题非常繁复，这里不便详尽讨论，不赘。作为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儒家思想，则又特别强调“德教”的治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有辅助的作用，人情和礼俗却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唐宋以降，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它的核心内容是经典教义和文章修辞，它的根本宗旨是选拔具有“君子理想”的帝国官员，而非切近实际行政事务与司法审判的专门人员。［4］（P127-166）当然，实际遴选出来的出仕为官的所谓人才，是否果真如此，则不无疑问。对此，清人蒋琦龄（1816-1876）曾经作了“正途固多败类，捐班岂尽贤员”［5］的严厉批判。在吏治不断败坏的语境下，甚至还会出现蒋琦龄所谓“昔人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法亡。吏治至此，人心风俗至此，危乎不危”［5］的不可收拾的局面。就此而言，选官理想与吏治现实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与此同时，经由科举途径选拔出来的帝国官员，尚有一个毛病，亦即既没有行政实务经验，也缺乏法律专门知识，以致难以胜任行政事务与司法审判，从而导致了黄仁宇所谓的“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6］（P135）的难题。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也认为：“在中国正式的官僚机构中，没有专业化的职员，政府只是由那些负责‘全权’的官员组成，或者换句话说，是由‘通才’组成的。”［7］（P10）甚而至于，在科举文化的语境中，帝国官员还染上了文人习气，以至于出现了学者诟病的“业余精神”而非“专业志向”的特点。［8］（P 陈寅恪曾经说过：“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参见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载《王静安学术经典集·附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详尽讨论，参见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来看，国家律令与社会的人情、礼俗、契约、家规族法以及乡规民约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交叉与互动，并且延伸到了司法场域。这个问题非常繁复，这里不便详尽讨论，不赘。 事实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