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与热点问题.pptVIP

“定做”孩子 PDG可用来设计、定做孩子，人们设想将来一对夫妇有可能先在计算机上设计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性状，然后到基因商店购买所需基因，在8个细胞阶段到医院去取出胚胎进行修补，剔除不理想性状的基因，增添喜欢性状基因。是否允许这样做？ 同性恋生子 A和B是一对女同性恋者。可用A的干细胞培育出卵，用B的干细胞培育出精子，在试管受精后将胚胎或植入A子宫内，生出孩子，其一半基因是A的，另一半是B的。 异种移植问题 风险/受益： —缓解人类供体器官严重不足； —免疫排斥； —跨物种感染。 动物的福利： 人体完整性问题： 公共卫生伦理问题 政府的责任 政府对公众健康的责任：健康责任完全在个人吗？公民有无健康的权利，不仅是以来卫生的权利 政府保持公共卫生信息开放和透明的责任：修改有关的保密条例 公众参与的必要和重要，与公众沟通与强加于公众：不要将疫病驱入地下 改变旧思维：“事件发生－隐瞒－瞒不住－虚报－谣言四起－被迫公布真相－民众谴责”。 案例：J大夫做得对吗？ J大夫在SARS初期，不满于卫生部门有关官员隐瞒SARS流行事实，向媒体进行披露，他受到了审查，行动至今受到限制。他倒底做错了什么？ 案例：社区隔离 人民医院在SARS期间，因有广泛传播可能，医务人员、病人、其他人员均失去行动自由，任何人都不允许外出进入。这合适吗？ 政府干预、限制个人自由自主的辩护条件 风险有多大？ 限制是否有效？ 有无不限制也能达到目的的办法？ 人群的受益是否超过可能带来的伤害？ 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是否最小？ 限制的社会经济成本是否可承受？ 限制措施是否透明？ 卫生改革的伦理基准 基准1：人们是否因改革而减少接触种种风险因素而受益？ 基准2：改革是否减少妨碍所需服务可及性的经济障碍？ 基准3：改革是否减少妨碍所需服务可及性的非经济障碍？ 基准4：改革是否使人们广泛受益？所有有效的和需要的服务都应该是可负担得起的，穷人应该也能获得医疗卫生服务； 基准5：改革是否使筹资更加公平？筹资基于税收的国家收入更为公平，依赖个人现款支付在筹资方面则是倒退； 基准6：改革是否提高卫生保健服务尤其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质量？ 医疗市场化的问题 医疗卫生市场化会迫使医院牟利，偏离医院的真正目的； 医疗卫生商业化会急剧提高医疗费用，加重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负担； 医疗卫生商业化会浪费资源，造成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医疗卫生商业化会削弱预防和初级卫生保健； 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和商业化会处罚腐败（杜治政）。 当前艾滋病的伦理政策问题 如何扩大艾滋病的检测？ 如何提高依从性，防止出现抗药性？如果出现，如何准备二线药物？ 疫苗的研制置于何种地位？ 污辱和歧视是最大障碍：如何防治？ 减少伤害政策的争论： 减少伤害政策的争论 对于吸毒者：是戒绝任何毒品还是允许用一种不会传染艾滋病的毒品替代？ 对于性工作者：是禁止一切商业化性行为还是允许她们在顾客带避孕套从事？ 对于男男性行为：是禁止一切男男性行为，还是允许他们带避孕套从事？ 对于青少年：是禁止一切婚前性行为（禁欲）还是允许他们带避孕套从事？ 生命伦理学与新闻报道 新闻与生命伦理学的一致性 规范医务、研究人员行为需要舆论监督。 公众需要了解他们纳的税在医疗卫生、研究方面干了什么。 生命伦理学也需要媒体帮忙传播。 我们都是要维护病人、受试者、公众的利益、健康、生命、权利。 新闻与生命伦理学的不一致性 新闻在追求报道“新信息”的过程中，由于竞争可能有报道失实或部分失实之处（没有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也可能有偏见（意识形态偏见、误信老朋友的话或者自己有某种打算）。 生命伦理学家也可能对某个伦理问题的处理有不当之处（过严过宽）。 Nature关于中国的报道 中国没有有关干细胞研究的规定 中国临床研究无需知情同意 案例: 艾滋病药物试验 美国一药物公司生产的艾滋病药物在地坛医院进行。研究人员去河南农村招募受试者，艾滋病病人踊跃参加。试验结果表明这药物不怎么有效，这些受试者回农村后，其中两个死亡，一个死于自杀，与药物并无关系。病人维权者认为这是欺骗。经调查在执行知情同意过程中有缺点，例如没有向受试者讲清治疗与研究的区别，但并严重违反知情同意的基本伦理要求，也没有欺骗。但维权者不服，仍认为有欺骗。 案例：这与生命伦理学毫不相干 记者A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并在国内外会议上攻击科学家B，说他的研究未经政府批准，未经伦理委员会审查，未获受试者的知情同意，知情同意书是假的，给受试者造成很大伤害等等，致使B三年不能工作，许多国外科学家因此不敢回国工作。后经中美双方多次调查，这些攻击均属不实之词。 对媒体的期望 加强报道和监督 弄清基本事实 努力获得第一手资料（避免在严重失实情况下人云亦云） 区分错误的性质、程度、对相关人员和社会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