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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中的儒家思想研究的文献分析论文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即新中国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后的三十一年，是政治上特殊而敏感的时期，杜甫研究一度遭遇尴尬。这种尴尬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渐消散，但其余波却影响至80年代。故此处笔者将文献综述的分期从50年代横跨至80年代来论述。　　此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有郭沫若、萧涤非、朱东润、傅庚生、金启华等等。学界一般公认，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作为分析评价杜甫的新标准，代表了50年代杜甫研究的最高成就。关于杜甫的思想，肖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明确指出:“杜甫确是一个‘儒家者流’。”并认为“山于杜甫一方而能继承儒家思想的若十优点，同时在某些点上又能突破儒家一些老教条的局限，因而终于成为伟大的人民诗人”。“至于道家和佛家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小占什么地位……在他的头脑中，佛道思想只如‘县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特别是佛家的思想”。　　郭沫若在1971年出版的《李自与杜甫》一书中，对萧涤非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该书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中说: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旧时代的士大夫尊杜甫为“诗圣”，特别突出他的忠君思想，小用说也是把他敬仰为孔孟之徒，新的研究家们，尤其在解放之后，又特别强调杜甫的同情人民，认为他自比契翟，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因而把他描绘为“人民诗人”，实际上也完全是儒家的而孔。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而虽然他小曾象李自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而他却是禅宗信徒，他的信仰是老而愈笃，一自到他的辞世之年。　　萧涤非对郭沫若的批评给子回应，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在1980年修订本《杜甫研究》中肖先生进一步指出:“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家，说得具体些是孔孟，这几乎已成定论。”并列举六条说明:　　第一，杜甫以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为荣;第二，杜甫自始至终都是以“儒家者流”自居(这在书中已举了小少例);第三，杜甫用以教育他的孩子们的是儒家经典，如云“应须饱经术”，并希望他们能成为“七十二贤”式的人物:“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第四，杜甫一贯坚持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未达善一身，得志行所为”的从政态度，都是来自儒家的;第五，杜甫作诗的法则也是从儒家来的，所谓“法自儒家有”;第六，杜甫认为唐土朝如果耍恢复过去的业绩还是得用儒术，所以说“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时间也许是检验真理的利器。1962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郭沫若在《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对他过去所持的观点有所改变，与萧涤非先生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上承认了“扬李抑杜”的偏颇，承认了杜甫“人民诗人”的地位。　　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立论，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批评是20世纪50至80年代大陆杜甫研究的普遍模式。尽管萧涤非先生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较大限度的持论公允，但也无法完全跳出这个模式。更有激进的“左倾”批评者，认为杜甫“小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这样的论断在失去了那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立即失去生命力，其偏颇荒谬小待今人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陆，这种从阶级性、人民性角度研究杜甫的方法，并未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立即改变，而是波及至80年代甚至90年代。例如周春韵的《杜甫与儒家思想》认为杜甫“部分地突破了统治阶级思想—儒家思想”，但是“维护土权是所有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无法突破的局限”。可是“杜甫忧国忧民积极进步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他愚忠等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周文对杜甫的态度几经周转，比较复杂，既肯定杜甫忧国忧民的积极而，又批判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落后面。　　王亚民《杜甫儒家思想论》认为:　　杜甫的人道主义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但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小同的。比如在解决社会矛后的主张上，他还是要采取山上而下施行仁政的办法来缓和阶级矛后，而小同意实行山下而上的阶级革命。……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诗人小可能认清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他说，“小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忆边老翁错料事，眼暗小见风尘清”，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他能清醒地秉儒家思想中积极进步的东西，清醒地批判现实，朦胧地向们未来，而这种批判最终也还是小彻底的。　　王亚民的批评更加自接地采用革命战争以及阶级斗一争的思维，俨然混淆了文学和政治的边界，将诗人杜甫完全理解成一个革命立场小坚定的改良派、妥协派人物，将诗歌的内容情感完全等同于诗人的政治觉悟，似乎更加强调了杜甫思想中“小彻底”的那一而。　　1997年唐海等的《试论杜甫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突破一一杜甫战乱诗新评》一文认为:“他(杜甫)爱国、爱民，但小爱君，因此他也小可能‘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