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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期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 作者：徐智海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08年12月06日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大门被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已有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但资本主义列强国家正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他们为了自身的资本积累，加强了向中国、朝鲜、越南、缅甸等亚洲各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腐蚀，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破坏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了反抗外来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些近代的思想家开始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求得国家的自强进步；在官僚中间，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标榜为“自强新政”。打着“求富”的幌子，学习外国办工厂、开矿山、建通讯、造枪炮船舰，这些人被后人称之谓“洋务派”。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这个时期称之谓“洋务运动”存在的时期。 　　对于“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陈述，争议了半个多世纪，对“洋务运动”研究不断深入，争论超过了美学范畴，而且有政治斗争的性质。昔日，学术界论述“洋务运动”是封建势力的附庸，是镇压太平天国爱国反帝运动、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 　　本文只从“洋务运动”期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认为“洋务派”大力办近代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是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变落后贫弱的中国为先进富强的思潮。人民大众的主观愿望是——不受外侮的强烈要求，应当肯定“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和作用；中法战争后，暴露出了“洋务运动”的弱点，中国应急速进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社会改革，遏止中国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但是，“洋务派”没有这样做，逆历史潮流，加强了封建专政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以应变面不变违反历史潮流而告一段落。 “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趋腐败。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显著地下降了。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加重，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危机愈益严重。中国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情况中，遇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强烈的冲击。 　　当时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谓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既高又不耐久，不能和土布竞争。从二十年代末叶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一倍多，棉纺虽然增加了五倍多，但每年总值不及七十万英镑，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过一百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值一千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二、三百万银元，合计在六百万英镑以上。正当的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但英国资产阶级认为是不利的情况。 　　从十几世纪初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对华进行非法鸦片贸易。贩卖鸦片的罪恶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纪并毒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中国受害的人数不下二百万人。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830年到鸦片战争前，一年流出一千多万元严中平：《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十余年中，流出白银总数达一亿数千万元。 　　中国的封建统治的机器在鸦片贸易面前瘫痪了，外国烟贩们破坏法令的行为没有受到有力的制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页588银荒所引起的财政困难，烟毒汜滥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加速腐化，人民愤怒的呼声，这些都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它自身面临的危机。 　　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加速了半殖民化。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中国封建政权。英、美、法、俄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社会经济也进一步半殖民地化。沿海和长江中游以下的航运，被英国太古、怡和和美国旗昌（1876年前）等洋行控制，中国原有沙船三千余号，咸丰年间减少至千多号，到七十年代初，只剩了四百号。外国银行（其中最主要的是1867年在上海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分行）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放通航，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进口数量显著增加。 　　中国迅速地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外国纺织品的进口数量逐渐增加，由洋行通过买办网送到内地各处。这直接打击农村家庭副业，使已经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陷于更加贫困的境遇。 　　和这种情形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