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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最职业的记者——调查报道采访必须把握的关键问题 ● 任彦宾　　新闻是一种职业。但并不是说，从事了新闻采访工作、干上了记者行当的人，都是职业记者。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那些有理想、有追求、有勇气、讲正义、能突破、善于完成特殊采访任务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职业记者。他们常常要做的事情就是挖掘真相、服务公众，反映在报道样态上，就是调查报道。所以说，职业记者与调查报道是分不开的。　　“做最职业的记者”、“让每个人都成为调查报道的好手”，这是中国青年报多年来对记者培养的最高理想和追求。在此基础上，中国青年报生产了大量有影响的调查报道。从新闻实践出发，通过分析一些调查报道的生产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职业记者，在调查报道的采写上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对复杂信息做去伪存真的辨析　　一般来说，记者做调查报道的线索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编辑部或者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二是在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发现的线索；三是靠自己观察发现的线索，比如英国一家报纸一位女记者有关贩卖人口的调查报道，就是她观察到一个街区那些长相熟悉的妓女换了面孔，引起她的注意而追查出来的。但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职业记者采访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复杂信息做去伪存真的辨析。　　2009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驻吉林记者彭冰采写的调查报道——《六教授联名投诉一工程院院士“抄袭剽窃”》。报道引起社会公众、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工程院不得不出面回应。它成为这个以调查报道体现自己核心价值观的媒体在2009年开年最有影响的调查报道。　　线索来自一份举报信。但在记者接到的举报信上，被举报院士的“罪名”不只抄袭剽窃一项，还有“利用职权，抢占同事科研成果；夸大成绩，虚报工程技术项目；申报院士造假；在科研所内拉帮结派、党同伐异……”　　院士如此，这是“天大的新闻”。但真的是这样吗？举报信有6个人署名，作者却只有1个人，他能完全代替其他5个人的意见吗？彭冰兴奋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进行全面地核实和辨析。　　如彭冰所虑，她发现因为年代久远，有些事当事人对既往历史记忆不一；有些所涉当事人已经离世。进一步调查发现，还有一些所谓的“受害者”，因种种原因，不愿意接受采访。这就是说，除抄袭剽窃外，其他很多问题难以查清。　　通过对多样的和不确定的消息进行整合，她舍弃了那些缺乏有力佐证的内容，舍弃了在证据上互相矛盾的内容，集中调查了“抄袭剽窃”问题。在历经2个月、采访近40人之后，完成了这篇调查报道。　　媒体和记者渴望有价值的、独家的信息源，因为它是引起轰动、记者成名、媒体被捧的基础。在媒体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今天，拥有有价值的、独家的信息源，就意味着在竞争中比别人早“跑”了一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为了轰动效应而不对信息进行辨别分析，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反而会给调查记者、刊发媒体带来不可估量的麻烦，比如说媒体道歉、新闻官司、赔偿钱物等等。这也是一个职业记者调查之前应该想到的。　　再以《六教授联名投诉一工程院院士“抄袭剽窃”》一文为例。其实，要报道一个工程院院士的任何问题，本身就有不小的压力和风险。如果记者对线索和信息没有进行很好的辨析，或者为了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全面”报道举报信中所说的学风作风以及腐败问题的话，肯定会给记者带来很大的麻烦，必吃新闻官司无疑。　　事实是，彭冰的调查报道让这位“问题院士”无话可说，更不用说新闻官司了。因为记者不仅对信息进行了反复的去伪存真的核实和辨析，把握住了调查的核心内容，而且逐一核实了举报信提到的抄袭剽窃内容，最后写入报道中的内容，比举报信提到的抄袭剽窃内容少了三分之一。 　　给信息源一个说话的理由　　调查报道的风险，对于信息源来说也是客观存在的。记者要揭露事实的真相，而被揭露者往往会竭力阻挠，不惜对信息源进行打击报复。能不能与信息源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往往决定了记者能不能拿到核心的内容，甚至决定了调查报道的走向和成败。　　中国青年报2008年4月22日刊发的《安徽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调查》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在媒体之间引发了一些思考。媒体思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青年报并不是最早接触死者家属的媒体，但却是最早报道此事的媒体。其中重要环节就在于，中国青年报参与调查的记者取得了死者家属的信任，进而了解到了关键的证据。　　事实上，最早介入此事的是南方一家有影响的都市媒体。它派出的记者在当地待了十几天，因为双方互不信任，不欢而散。求助媒体不成，上访无果，又受到当地官方的威胁恐吓，死者的妻儿、女婿等基本绝望，已经准备和当事人和解了。就在这时，死者女婿的哥哥瞒着死者家属向中国青年报举报了此事，报社派驻江苏记者李润文前去调查。　　李润文在第一天的调查中首先碰到的仍然是信任问题。但他经举报人提醒，采访时带了一份4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