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ban批评史、讲》-公开课件.pptVIP

其五，尚“中和之美” 孔子一生，主张“中庸之道”，以忠恕为本。《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即“中和庸常”之道，也就是执其两端而叩其中之意。《中庸章句》题解引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以中庸之道待人处世，就必须思想爱人，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为人应该“温柔敦厚”，反对“攻乎异端”。“中庸”这种理论一旦用之于论《诗》评《诗》，就成为儒家最基本的文学批评尺度和审美价值标准，即“中和之美”。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为美。”认为先王之道之美，在于通过“礼” 之用而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其六，孔子论《诗》 《论语》论《诗》18次。《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千古诗歌之祖。原名《诗》、《诗三百》或《三百篇》。先秦文学批评，实际上以《诗经》为主要批评对象，孔子是经久不衰的《诗经》学与《诗》学批评的实际开创者。 (1)“选诗说”。司马迁认为《诗经》之成集为篇，是孔子选订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选诗就是批评，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文学批评家，是诗经学的实际创始人。究其选诗的标准，一是以“礼”衡诗；二是“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者也。 孔子对《诗经》学与《诗》学批评的主要贡献: (2)“思无邪”。孔子论《诗》，集中在《论语》一书，代表着儒家学派的诗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论语·为政》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为“思想”或“意思”。“思无邪”之主旨，是指《诗》之思想内容、语言音调的中和之美而论，并非专指思想性。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合乎礼义，要求思想纯正;二是中正和平，强调“文质彬彬”。 孔子对《诗经》学与《诗》学批评的主要贡献: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孔子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的高度概括。兴，是“引譬取类”，指诗之启迪、鼓舞、感染读者之艺术魅力而言。观，指诗歌反映现实、认识社会之功用。群，指诗能团结教育组织群众的社会功能，以引导群体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进步。怨，一指对反仁义者之怨，二指讽刺不良政治之怨，三指君子无端遭受诽谤打击而爆发出的个人怨愤之情。 “兴观群怨”四者，“兴”与“怨”侧重于个体心灵感发的抒情功能，“观”与“群”侧重于群体审美时诗歌所表现出的社会教化功能。 (3)兴、观、群、怨 (1)语录体式。《论语》是中国语录体著作的开山之作，孔子的文学理论批评方式为语录条目体式。多为问答口语，文辞质朴，不尚修饰，片语只言，显得零散。 (2)具有鲜明的伦理化倾向。孔子的文学批评，以仁学为基础，以“尽善尽美”为标准，以“中和之美”为审美趣味，强调“止乎礼义”和教化功能，故其批评标准与审美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伦理化倾向。 (3)具有历史的绝对权威性。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故孔子论《诗》评文的一言一语，都被当作圣人之言而为后世文学批评奉为圭臬。其流布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为无与伦比者。 孔子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突出特点: 孔子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生活的时代大致相近，都处于奴隶社会。《中国美学史》的作者曾将孔子与柏、亚氏美学加以比较，认为双方都有优劣长短之处。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优于孔子者有二: （1）西方更具有理论思辨精神，认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的《大希彼阿斯》与亚里斯多德《诗学》以其系统严密的科学分析而见长，而孔子美学则以零散的语录、格言、警句形式出之，缺乏理论的系统分析论证。 （2）西方注重审美和艺术与理知认识的联系，突出文学艺术“摹仿”“再现”社会现实生活与历史事件的艺术真实性，而孔子美学虽不忽视文学艺术对社会的认识作用，但更注重主体情感的表现和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教化功能。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创的是叙事文学传统，而孔子开创的是抒情言志的文学艺术传统。 孔子诗学美学亦有长于柏、亚的地方： （1）孔子注重创作主体与社会理性道德规范的统一性，而亚氏只注重美的形式和美的自然属性，柏氏注重从超现实、超人类的神秘世界中去寻求美，赋予艺术美以神秘感。 （2）孔子严格区分文学与科学、哲学之不同，而西方柏、亚氏强调审美、艺术同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