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焕明来说,SARS是难以忘却的回 忆.docVIP

杨焕明 “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人命关天，敢犯天条’。我对同事说，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你们也没有人离开。” ■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 对杨焕明来说，SARS是难以忘却的回忆。 SARS过去的10年间，杨焕明和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于2007年从北京南迁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曾是抗击SARS的重镇。尽管并非有意为之，但仍不免令人感慨命运的巧合。 华大基因如今的地址是深圳市盐田区内一栋白色的大楼，这家名列自然出版集团2012年度中国科研机构第六名的企业，因近日耗费巨资1.176亿美元成功并购美国同行Complete Genomics（简称CG）的新闻而被炒得沸沸扬扬。而此前，美国政界曾传出称华大基因将借此研发“生物武器”的声音，这更令人想起SARS期间的“生物武器阴谋论”。 “不要再说SARS病毒是什么外国人搞出来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了，没有事实依据，讲这种话反倒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的科学研究很落后，做科学研究不能讲民族情绪。”与记者的对话伊始，杨焕明即提出这一点。 绕不开的“心头之痛” 对10年前，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落后国际同行一事，杨焕明恐怕仍然心存遗憾。 2003年，中国在基因组研究上，无论是科研技术、力量还是设备，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科研应对机制，各科研单位在SARS暴发初期，仍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这一点在SARS病毒样本的采集上尤为突出，亦是杨焕明最难忘怀之处。 2003年5月29日，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全国防治SARS科技攻关座谈会上说：“目前，在非典科技研究中，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有的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其所指的正是相关机构在科学研究上的封锁——既表现在医学技术经验方面，又表现在对样本病毒资源方面。 2003年春节过后，时任国家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的李立明就赴广东采集样本；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祝庆余和曹务春、华大基因研究所副所长汪建等科学家亦紧随其后。而结果却是：李立明顺利取回了样本，祝庆余和曹务春辗转通过部队医院才获得样本，而汪建则是无功而返。 彼时的华大基因，还只是由杨焕明、汪建等8名海外留学人员于1999年创办的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并非“国家队”——2003年5月19日，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才被“收编”。 既然是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就没有相应获得非典型肺炎样本的权利。在抗击SARS的战役中，中国卫生部有着严格的规定：除CDC可以将SARS的样本带出省外，其余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向广东方面索要样本。 “有研究条件的拿不到病毒资源，能拿到病毒资源的没有研究条件。”在杨焕明看来，正是当时对SARS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在SARS基因组序列研究上的落后。 《经济观察报》将杨焕明当时的情绪形容为“很愤怒”，《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则更为形象——在2003年5月26日一篇题为《杨焕明的心头之痛》的文章中，杨焕明那句“应该承认，在样本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其实这句话是个巨大的误会，我的意思不是中国科学界在SARS研究这件事上的表现错了，而是面对抗击SARS的使命，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 10年后回忆起这一细节，杨焕明对记者说：“当时有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说怎么到了该做SARS攻坚战正面宣传报道的时候，你杨焕明居然还公然唱反调。” 人命关天，敢犯天条 2003年SARS大规模暴发前夕，杨焕明正在法国参加会议，但他却深刻感受到了国际同行对中国隐瞒SARS疫情的质疑以及国外舆论的巨大压力。回国后，杨焕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内部做攻关动员。 “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人命关天，敢犯天条’。我对同事说，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你们也没有人离开。” 但没有SARS病毒样品，基因组序列研究仍是无米之炊。“我们当时不是拥有P2、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二级、三级实验室）的单位，按规定不能搞SARS研究，但是国家有难，我们还讲什么呢？” 突破口出现在2003年4月15日凌晨2时，4株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无偿提供的、从SARS患者组织样本提取的冠状病毒被送到了华大基因研究中心。 基因组序列研究的马达随即全速开动，到2003年4月16日上午两株病毒的序列已被测出，当日下午另外两株的序列也完成测序；4月18日7时，患者血液中的样本病毒蛋白质被鉴定；4月19日凌晨2时，经过近100个小时的努力，样本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酶免诊断试剂盒终于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 分析基因组序列获得的新发现，对于确定样本病原，分析病毒转播和发病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还能为开发诊断试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