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并不等于永远上岸 保持适应本土能力方能找到好的工作.docVIP

海归并不等于永远上岸 保持适应本土能力方能找到好的工作 上周提到新“海归”们的主要机会不在仕途上，而在学术上。不过，与经济学不同，管理学需要研究企业内部微观层面的结构与过程；真正做好管理学研究要求对企业实际营运过程和内部环境的深入了解，事实上，“海归”学者与国外同行相比，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管理学与经济学“海归”们在回国动机上有重大区别。 从学术上讲，很难说搞“中国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在国内有什么特别优势；在国内观察得到的经济学现象，在国外也能观察到。但偏偏经济学家们回国成风，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 我在不同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中国管理学界对国际学术界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和规范，来总结中国企业过去二三十年里的经验与教训，并以此将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接轨。不论中国企业的成功和失败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特殊的“中国因素”，只有用规范的方法去研究和发现，才能够有效地把这部分知识和经验转成世界管理学知识的一部分，并做出中国学术界应有的贡献，使它取得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相称的学术地位。“海归”管理学者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从一个更为自私的角度来讲，国内管理学界信息混乱，“山头”林立、“大师”遍地，固然给评估学术成就带来难度，但是反过来，这种情况也可能给管理学“海归”中的“先行者”带来很大的学术优势。一些“名师”的声誉建立在经不起推销、与国际主流文献毫无交集的伪理论体系之上。只要你付出艰苦的努力，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术旗手。 在我看来，“海归”们的最大挑战，是在学术研究上的战略选择问题。我把一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及其相应的核心能力，放在一条由“国际化”到“本土化”的维度上。一个以从事学术事业为目标的“海归”学者，在时间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必须做出一个两难的抉择：是让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高度接轨，完全不松懈这方面的能力训练，以保持自己的国际“可流动性”，还是从事与中国特色有关，对中国企业实践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并且培养只能适用于本土的能力。一个“政治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这两者并无矛盾，可以同时实现。但这可能是说易行难的一相情愿。 对一个“海归”来说，最大的一个顾虑是万一自己在国内不适应，还能否回到国际学术界。而要保持自己的“可流动性”，唯一的办法是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水平。这意味着他／她的研究课题不能够太“本土化”。就算“可流动性”不是他／她的主要考虑，对一个高薪聘请的“海归”的期望，也会驱使他／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以海外主流学术刊物为目标的研究上。但是假如他／她真的这样做了，第一，他／她可能会十分孤独，而且在同事中成为异端；第二，他／她有可能让自己的研究变得与中国企业的实践毫无关系。而后一点会使得他／她回国的目的和竞争优势受到削弱。因为要保持纯粹的可流动性，不回国最好。回国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接近中国企业，深入了解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但想要达到了解企业的目的，又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成本来培养专门化的知识与能力。这中间又要冒失去“可流动性”的风险。如何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是“海归”学者面临的最大难题。 与此相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要不要遵从本土的游戏规则？以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为例，“本土规则”是申请者组织一个由博导、正教授、副教授、讲师直到博士后、博士生组成的庞大梯队。我在xx年申请项目时，对这种模式很不以为然，而且直觉如此一来，我会被“淹没”在无数个申请者中。所以最后我组成的是由我这个助教授(讲师)和一个海外博士生(后来回国成了我的同事)组成的二人团队，居然也申请成功。可见本土游戏规则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否则我们回国做什么？ 要不要发表中文论文？对保持“可流动性”而言，中文论文完全起不到作用，而又要占用一定的时间资源。但是既然身在中国，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为以中文为媒介的学术界尽一份力。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力争写出一两篇高质量、有影响的中文论文，发表在国内最好的期刊上，以证明自己，也为别人树立榜样(如果你是真的优秀的话)。另外，鉴于国内学术刊物的制度性缺陷，在有影响的财经报纸上介绍自己的研究，也是一个替代方案。 要不要参与非学术活动，比如行政事务、媒体采访？除了必需的院系服务之外，这些活动经常被国外的年轻学者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它们占用宝贵的时间资源，影响研究工作，并且最终降低获得终身教授的几率。但对“海归”派而言，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国的动机。对于真正的学者，这方面的活动应该尽量减少，否则风光过后，自有后悔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志在于此，则又当别论。 最后，要不要和领导谈条件？我对这个问题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健康的学术人才市场，离不开讨价还价。只有国内商学院接受了对等的谈判，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