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自古相通.docVIP

历史上，外国文学曾沿一带一路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的天空是开放的，最能展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名言）之真味。 四大传说半数外来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但此前中国与西亚已有往来，青铜、小麦得以传入中原，粟则自东向西。在古汉语中，“麦”本意为“来”，可证是舶来品。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王母即来自不同文化，据《后汉书》，她住在今伊拉克，可据《汉书》，则在地中海。张衡、扬雄等在诗中均提到过西王母，托名晋代葛洪著的《汉武帝内传》生动地描写了西王母的出场：“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或驾龙虎，或乘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麟，或控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万。”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在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中，两个（牛郎织女、白蛇传）与印度相关。 陈寅恪先生认为，嫦娥奔月也是印度月神故事的翻版。该传说是后来许多作品的母题，如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二十四孝”传说中，有三个来自印度，即“割骨疗亲”、“卧冰求鲤”和“鹿乳奉亲”，均为佛经中的故事。 “变文”改变了中国小说 汉代外来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神话与传说上，到唐代，则对中国小说和戏剧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胡适先生曾说：“印度人的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试看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学如《列仙传》、《神仙传》，何等简单，何等拘谨！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传》，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的大影响呵。”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唐前小说多三言两语，形式简陋，梵剧传入改变了此局面。 梵剧源于公元前8世纪，盛于公元一至五世纪，它用且歌且舞的方式，表现史诗和市井故事，后佛教加入更多说教色彩，常用它来劝世。 汉代宫廷已有梵剧，但皇家仅采其乐舞。到唐代时，佛教勃兴，以都城长安为例，天宝前成规模的寺庙已达91座，彼此激烈竞争。为赢得更多信众，有的寺庙以培植异花取胜，有的寺庙以珍贵舍利取胜，更多寺庙采用了“俗讲”方式。 “俗讲”是梵剧变种，即以一人或几人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深奥的佛理。“俗讲”多长篇，可持续吸引听众，各寺争相礼聘擅长“俗讲”的僧人。 唐代末年，四川已有民间艺人在模仿“俗讲”，以后发展为说书、鼓子词等曲艺形式。 “俗讲”中一些优秀内容会被笔录成文稿，即“变文”，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一些故事已出现在唐代“变文”中。 “变文”在三点上改变了中国小说：首先，创作者为留住听众，注重故事的曲折，会主动“拴桩”、“解桩”，已采用“中国套盒”等技巧；其二，重视角色扮演，常以第一人称切入，生动自然；其三，多种文体混用，叙事中夹杂着诗、评论等，直到《红楼梦》时，中国作家依然尊奉此法。 明末作家竟改写《伊索寓言》 元代横跨欧亚，给东西方交流带来更多机会。丘处机、耶律楚材、廼贤等都是跨文化写作，此外还出现了“也里可温作家群”，即信仰景教（基督教之聂斯托利派）的作家们，史书上称他们“仕于朝，功名文学多显者”。 元杂剧和后来的明清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另一高峰。 元杂剧中大量使用外来语，且有《灰阑记》式作品，其故事在佛教、基督教典籍中均能找到，有学者认为与元代景教复兴相关，也有学者认为作者李行道是隐士，他参考的可能是《风俗通义》中记载的本土故事，与外来文化无关。 古人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往往是信手拈来式的，如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李世熊曾撰随笔集《物感》，其中5篇竟来自《伊索寓言》，但经过改写，与原文已有较大不同。 望向海洋也望向内陆 清代中期以后，口岸成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脉，但对文学而言，丝绸之路依然重要。 为应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林则徐派人编译了《四洲志》，用两章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其中提到《一千零一夜》，林撰文称：“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 此后俄国与东欧小说的译介成显著亮点，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在此之前，赴俄从事木材贸易的中国商人已将《战争与和平》梗概翻译到国内，流传甚广。1949年到1962年最高峰时，中国出版苏联文艺著作达2539种，5千多万册。 （《北京晚报》5.19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