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论证方法.docVIP

《谏逐客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论文说理的名篇佳作。《谏逐客书》从 秦国的得失立论，处处为 秦国着想，紧紧抓住统一六国、成就帝业这一战略目标，深刻地剖析了纳士的意义和逐客的错误，既符合 秦国的根本利益，又迎合了 秦王的抱负和事业精神，显示了散文辞赋的倾向，对汉代的散文和辞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议论文的论证方法，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细究起来非常复杂。大学语文教学中采用的是一种最基本的、最实用的分类方法。那就是把全部论证方法概括为三类：一是演绎论证法，二是归纳论证法，三是比较论证法。其中归纳法大多可以称为例证法，而比较法则分为类比法和对比法两种。要掌握这些论证方法，有一个简易有效的基本思路，那就是先认清论据，然后根据论据与论点的关系来确定论证方法。论据主要有三种：一是理论性论据，二是事实性论据，三是比喻性论据。从理论论据到论点，必然是演绎论证法；从事实论据到论点，必然是归纳法或称例证法；从比喻到论点，必然是类比法。然后再加一条：凡论据间构成对比关系的，都是对比法。 本文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推理严密，逻辑性强，论据充分有力。作者先谈历史，以 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都来自诸侯各国。作者一方面列举客卿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得出“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打动秦王；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然后反复推论，归结到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这就是“动言中务”，从利害关系上立论，正点到秦王要称霸的雄心。接下来又从“地广者粟多”等联系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转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归结到“今逐客以资敌国”的危殆，进一步证明逐客关系到秦国的安危。这样波澜起伏，正是“飞文敏以济辞”（ 刘勰语），终于打动了秦王。[6-7]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对事的论断”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 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 告谕、 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 《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 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