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pptVIP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纪念《国富论》（1776）出版二百周年为契机，形成研究斯密的热潮，被学界称为“亚当·斯密复兴”。Cf. Recktenwald, H.C., An Adam Smith Renaissance an no 1976 ? The Bicentenary Output-A reappraisal of his schola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6, 1978,etc.这一复兴的特征是学者们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学，不再仅将斯密视为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从更广阔的角度，即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而综合地研究斯密的学说，力求揭示斯密的“社会科学体系。” Skinner, Andrew S., A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Papers Relating to Adam Smith, Oxford,1979, chap.9.Skinner（1974）在为《国富论》所作的序言中认为：“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最广泛的词义上，可称之为社会科学家。”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by Andrew S. Skinner,1974， introduction. 从学术上看，为了解答整个苏格兰全面地商业化、市场化而带来的富与德的“矛盾”关系，在十八世纪初叶的苏格兰诞生了道德哲学（Ethics or moral philosophy），它是从传统的神学乃至自然法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新兴的学问。最初从道德哲学上分析富与德的关系问题的学者正是斯密之师——苏格兰启蒙之父哈奇森[2]和休谟等人。[2] See Campbell, T. D., Francis Hutcheson: Father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Campbell and Skinner A.S.,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inburgh, 1982, p.167. 洪特（Istvan Hont,1983）指出：在传统观念上富与德存在着对立、紧张关系，当时“严格的道德家们”依然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3]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虽然贫穷但是民风纯朴，诽谤近代社会是“堕落、骚动、纷争”的社会。针对这一时代的基本问题，休谟在1752年发表“论商业”、“论奢侈”等著名论文，[4]全面批判了“严格的道德家们”的陈词滥调，高唱“这样进步的时代是最为道德的、亦是最为幸福的时代！”[5] [3] Cf. Hont, Istvan and Ignatieff, Michael, (eds.), Wealth and Virtue, 1983. 前揭 水田洋、杉山忠平 監譯『富と德』 pp.453-455. [4] 按，“Of Luxury(论奢侈)” 一文在1760年改题为：“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 [5] Cf. Hume, D., 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 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edited by T.H.Green and T.H.Grose, London, 1882(Reprint Scientia Verlag Aalen, 1964),Vol. Ⅲ, p.300. 陈玮译《休谟经济论文选》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年10月第1版 p.18. 斯密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学说肇始于伦理学。他在道德哲学专著━━《道德情操论》中，从道德、伦理学上论证了个人的自爱心、或者说利己心的社会性积极作用，并进而推论出市场制度乃是吻合道德、伦理的制度。斯密作为一名道德哲学教授，他尤其强调商业的发展在国民性改造上的重大意义，他通过论证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个人自由的确立，在理论上构造了自然的自由制度的基础。 从历史背景看，自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苏格兰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及社会舆论上，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广，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人们的道德是否会堕落，伦理意识是否会丧失，简言之，富与德（Wealth and Virtue）的关系问题即成为时代的第一课题。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皆认为：商业、工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衰败，终将招致人类文明的衰退。Cf. Dwyer, John, Virtuous Discourse, Sensibility and Communit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E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