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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谋杀语言 约翰·里奥 如果大家对文字游戏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还有所怀疑，就听一听德里克·汉弗莱的话吧。汉弗莱是安乐死运动的领军人物，他说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州的民意调查中他们一方失利，主要就是输在语言战争上。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者只是宽泛地探讨如何“帮助死亡”，但汉弗莱说媒体和公众却“饶有兴致地使用自杀以及安乐死等大词，因此119提案未获得通过。” 同时，汉弗莱也指出“帮助死亡”在意义上具有模糊性：“它可以指任何事情，从医生执行死亡注射一直到握住濒死病人的手说‘我爱你’，因此任何一个随意拉伸这个短语的意义以使其涵盖谋杀和道义支持两层含义的人都是文字游戏的大玩家。” 实际上，这在快速增长的语言操控领域是一个大趋势，特定术语正让位于更宽泛更模糊的词语。“盲人”或“基本失明”由“视觉障碍人士”所代替，而这包括所有戴眼镜的人。“虐待儿童”现在似乎包含父母或看护人可能做错的一切事情。“滥用药物者”（以前称作瘾君子和酒鬼）现在则包括滥用或误用任何东西的所有人。威廉·卢茨是《双言巧语评论季刊》的编辑，他说，“整个世界都是由物质构成的…这样说并不能提升讨论的清晰度。” 更为经常的是，词义发生延伸只是由于争辩性的缘故。“家庭”词义延伸之后，那些非家庭也得以享受诸多的家庭福利。现今，“家庭”这个词可以用来泛指群租者、无子女的夫妇甚至是独自居住的单身人士。为规避城市区域规划的限制，两组居住在新泽西州樱桃山、正处于恢复期的酗酒者坚称他们是一家人。有位发言人就说，“有居民认为他们自己是一家人，但在国内没有其他家庭是需要宣称或者解释自己是一家人的。”如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一样，说话者想表达什么意思，这个词就是什么意思。 词义拉伸的另一种流行的方式就是将一些低等级的抱怨跟一些等级较高、隐含暴力的抗议相连结，因此就可以让人们因吃惊而引起注意。《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最近抱怨说在华盛顿特区的公立学校正在发生“知识灭绝”，他的意思是说老师们教得不好，而学生们连基本技能也没有学会。贝蒂·弗莱顿经常抗议媒体“对女性的象征性灭绝”，而她要说的是媒体上由女性撰写以及关于女性的新闻故事还不够多。曼哈顿有位男士身患艾滋病而生命垂危，说他的死亡应当看作是“某种形式的政治谋杀”，他要表达的是布什政府应该更多地投资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这些文字拉伸游戏并不仅仅是吸引眼球的夸饰，有时候它们是特意将小的冒犯提升为大的过错。比如向女性抛媚眼，过去一般认为是没有恶意的或者仅仅是有些无礼，但现在则认为是性骚扰，经常同强奸相提并论。我们注意到明尼苏达大学对性骚扰的定义已经模糊了扫视、不够敏感、严重骚扰以及强奸等词语之间的界限：“性骚扰既可能像强奸一样突显也可能如一瞥那样微妙。骚扰经常是由对女性体验的麻木迟钝构成的。” 从言语上将性骚扰整个类别都归结到强奸罪是一直都存在的。心理学家约翰·高特曼对《纽约时报》说，“性骚扰就是一种轻微的强奸罪。”《纽约每日新闻报》专栏作家卡罗尔·阿古斯则对读者说，“性骚扰就是强奸罪的小类，预示着敲诈勒索。” 更为宽泛的定义总是模糊各个类别之间的界限。比如“家庭暴力”这个术语，以前是指家庭内部身体上的攻击，现在则还包括精神上的虐待。蕾妮·沃克是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她在定义殴打妻子时将威吓和操纵也包括在内，如“伤害女性的自尊，让女性做她们不愿做的事。”与此相仿，有些对约会强暴的定义则扩展到包含“心理上的压迫”，可假定包括哄骗劝诱以及恳求做爱等等。 类似的语义模糊也出现在仇恨犯罪领域。我们经常不清楚我们讨论的是暴力还是非暴力，是罪行还是没有犯罪倾向的事件，是严重的社会犯罪还是轻微暧昧的口角。巴尔的摩的国家反歧视反暴力研究所一直在为媒体提供校园“种族暴力”的数据，但是它在定义暴力时将诽谤、涂鸦以及对怠慢的感知都包括在内，比如“我跑去跟一位黑人谈话，但他的朋友一直盯着我看，好像她不希望我在那儿。”这种策略的效应在于提高大家对于校园暴力的警觉，但也让我们对这些数据拥有者的目标和方法表示怀疑。 在非暴力事件中总是使用暴力语言反映出当今各个种族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将细微的事件跟重大的袭击相联系，让每个人都对犯罪保持全天候的警觉，又可能会夸大这些紧张关系，这正是我们为那些有争议的文字游戏所付出的代价。 古代希腊 希瑟·M·坎贝尔 在所有源自欧洲的印欧人当中，希腊人最先拥有先进的文化，并在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城邦制的国家 希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特性在其文明的发展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毗邻大海这一特点吸引着希腊人到处游历探索，但是他们生活在岛屿或半岛上，或者是被大陆山脉分割的山谷中。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只能在从其他地方难以到达的狭小地区建立国家。政治发展上的这个重要个性也体现了希腊人的性情。尽管它阻碍希腊成为一个能够与中东君主政权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