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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中的选择 摘要：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人们对 1999 年的世界 经济形势如何预测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 1999 年 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影响下，部分经济学家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 可能性持五五开或四六开判断。在我国最近的讨论中，人们则尤其关 注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何时全面爆发，是否以及怎样对我国的 经济造成影响。 对此本文认为，尽管那些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明白，他们正在朝发生全 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败 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 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 误，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龃”。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 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润而成为国 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是本文对所谓 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理解。 中国已经有47 年的高增长，改革前 27 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原 始积累阶段，最近 20 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 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 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 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 内资源稀缺条件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从 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 “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 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经早在 1988 年 5 月写的“危机论”中就指出过中国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后来在 1994 年 11 月发表的“国际金融资本 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中也分析过今天才出现的国际经济问题及 其本质原因。而且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大部分被我当年的文章 不幸而言中，因此现在写作本文不能算太过于唐突。但我实在既不是 预言家，也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了解甚 少。因此，理论家们对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 真正解决欧美 1929-33 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战争 我们在去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金融危机是现 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 1929-33 年大 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 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 30 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 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 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 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 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 然随之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并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要求对世界资 源和市场的重新分割。这当然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 、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 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 机。1933 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 “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 1935 年春起不到 1 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 12 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 罗斯福执政后的 3 年中，各地已有 100 多位法官下了 1600 多道指令 禁止实行 “新政”。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 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 60-70 亿，国债从 1932 年的 187 亿增加到 1938 年的 347 亿，但失业仍然有 700 万，全国 14% 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 政”作为历史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 1934-37 年的 3 年间相对 缓解。随之 1937 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 10 月 29 日股票爆 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 1929 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厉害。 随后，在 1938 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 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可见，“新政”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