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派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论析.docVIP

日本战后派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论析 曾晶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本科4班，陕西 汉中 723000） 指导教师：刘清河 [摘 要] 战后的日本不仅是政治上的特殊时期，同样是文学发展的特定阶段，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在彰显人性、社会伦理、价值判断方面体现出重要意义，同时，从该类小说的文本角度考察，在众多构成要素上体现出欧美文学理论与本土理论的融合。战后派作家的知识者题材小说在艺术手法和风格、类型的表现方面都为烘托主题作出了理想的铺垫，成为研究日本战后社会现实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日本战后派作家；知识分子命运特征；时间；心理；叙述人视角；语言 日本战后处于一个起伏动荡的夹缝时期，在历史学家失语的情况下，文学对于历史的呈现与诘问凸现出来，作家并没有漠然置之，忧愤为文，命蹇而不遁世。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在《现代日本文学史》中提到：“最有资格代表‘战后文学派’的特点是那些在战后初次获得个人地位的作家，是一批集合在《近代文学》（昭和二十一年创刊）（1945年）周围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正是由于这些作家，才产生了战争时期以及战后没有的新文学。”[1]（P177-P178）“战争”母题成为战后派作家的普遍经验，他们在历史清理和人性反省中探察悲剧的成因。塞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谈到知识分子应具备的三个标准是：人文立场、代表社会良知及具有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讲，知识分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承担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成为检验社会的试剂；二是可以成就作品的理想和信念。日本战后派作家对知识分子命运和精神境遇的审视，体现出一种深切而真实的抚慰与疗救，是日本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现象。 一 统观日本战后派文学中为数众多的知识者题材的作品，知识者的命运描写主要以两类人为代表：一是陷入社会泥淖里的“小人物”；二是理想、信念坍塌的学子。两类知识者所演绎的生存状态衍生出了共同的命运悲剧。 “小人物”——社会泥淖里的彳亍者。井上靖的《梦中桧》中的诸多人物，佐多稻子的《树影》中的穷画家等颇具典型。“小人物”的生命是知识者人格的多重组合，在这些作品中，人在泥淖一样的社会环境中受到诸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等冷酷无情、尴尬难堪的束缚与挤压，其存在意义荡然无存，人的存在沦落到了极为悲惨可怜的境况。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颓靡所要销蚀的正是“小人物”们的生命。《梦中桧》的“桧”的寓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揭示意义。小说原名“竖桧”，原是一种长绿乔木，幼时与桧树极象，传说这种树总是梦想“明天会成为桧树的”，它在日本是“梦幻”、“泡影”的代名词。作者通过几位老同学的聚会将“小人物”们的众生相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中进行对比，金钱、物欲的诱惑成为审视人性的要素，成功的定义被物质包裹，成为人们头脑中生存的诱因。《树影》中已婚的穷画家麻田晋同华侨妇女柳庆子之间的恋爱悲剧，将男女之间的爱情视为人性的检视场，在人性含量最丰富的场域里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呈现生命的意义。无论他们如何抗争，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麻田晋与柳庆子后来都死于原子弹后遗症，战争、社会的可怕梦魇成为一个“无物之阵”。在战后派作家笔下，鲜活的生命不得不被泥沼折断了生命飞扬的翅膀，统一其轴心的力量是爱，当爱被无情剥夺的时候，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我们”——无处遁逃的零余者。五木宽之的《黄金时代》，田宫虎彦的《画册》等作品是作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站在叙述人兼主人公视角来透视大学生的遭遇。人物的悲怆性与渺小性是作家着力刻画的对象。《黄金时代》中的“我”是东京某大学的学生，但“一直不得不过着近乎露宿的生活”，家庭又无力承担所需费用，在经历了打零工、典当物品等各种尝试后，终于在职业介绍所找到了“挣钱很快的行当”——卖血。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生存具象与学理抽象的二元对立模式在作品中尽现无疑。“我”的努力与挣扎，所换取的同时也是自我所失却的。“我”只承担了现世的事实苦难而没有承担存在的价值苦难。在精神与肉体的极度空虚中，“我躺在地上，看着白色的汽车向我驶来”。“黄金时代”这种反讽主题，阐发的正是知识者的悲怆与渺小，多余人的社会境遇。《画册》中的“我”有着叛逃家庭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双重境遇。“我”的视野所及之处，是卧床不起的小学生和幻想升学却被逼得上吊自杀的中学生，“我”又同样面临着受尽折磨难以卒读的命运。一方面社会在无情蚕食青春与梦想，另一方面下层人民的良知、情、爱、善又在延伸，“我们”的命运注定是像虫豸一样地活着，又像虫豸一样地死去。“生”与“死”的对立也正表现了“我们”的矛盾与挣扎。死亡意识贯穿于这一类的作品中，在这样的旋涡中，灵魂被分裂，性格被分裂，精神被分裂。“我”并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叩问存在意义，而是通过知识分子命运和精神境遇的探察显示了其存在的境遇、死亡以及人性的细微变化。“生”，是夹缝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