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梦想与津味儿小说的变迁史学毕业论文.docVIP

民族梦想与津味儿小说的变迁史学毕业论文 正文 摘要：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用“忧患意识”来概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诉之于文字，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优良传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的关注焦点常在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即使是着笔于身边熟 关键字：民族,梦想,味儿,说的,变迁,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用“忧患意识”来概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诉之于文字，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优良传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的关注焦点常在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即使是着笔于身边熟悉的人事，也往往言近旨远，寄寓遥深。地域书写即是典型的题材之一。自鲁迅开启的地域书写传统，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地域书写构筑着关于国家民族现代化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民族梦想又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心态，反过来决定着其笔下地域书写的开掘视角。因此，考察新时期以来津味儿小说的变迁，民族梦想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切入视角。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重心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作为一个阶段性目标再次被提上日程。文坛上，伤痕文学的热潮虽然释放了蓄积已久的社会情绪，但作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情绪性书写一时之间虽有爆破作用，但逐渐显露陷入窠臼的迹象，也无助于“文革”反思的深入。面对西风再次东渐的情境，一些作家开始认真思索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试图探寻“文革”发生的文化根源，寻根文学由此产生。 津味儿小说最初是寻根文学潮流中一个支流，它们书写天津地域文化，形成独具的津味儿特色。由于寻根文学大都有着反思“文革”的文化意图，因此，创作上作家们多是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期望能除旧布新，达到重铸中华民族之根的目的。天津作家冯骥才的创作很具有代表性。《神鞭》是“怪世奇谈”系列中的第一部，是冯骥才从伤痕文学步入文化小说的第一个深深的脚印，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这轰动效应的产生固然与小说的精彩情节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冯骥才巧妙地将现实问题化入了历史情境，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小说的历史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与上世纪80年代一样，同样面临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情形。此时，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是在固守中衰亡，还是在变革中奋起？冯骥才通过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事情把人挤在那儿，有能耐就变，没能耐就完蛋。”“鞭剪了，神却留着。”其实，所谓辫子，不过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冯骥才所主张的文化策略不言自明。紧接着，他又写了《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三寸金莲》借“小脚”铺写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力以及那种窒息创造力的惰性；《阴阳八卦》则叙写中国封建文化封闭系统的神秘性、迷惑性与荒诞性。整体来看，这三篇小说都是从负面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创作主题。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即以彻底决裂的姿态，期冀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然而，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沉淀，这些弊端层面亦早已渗入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决裂式的逃避固然无可摆脱其阴影，反倒会因此而与中国文化的本根断裂，最终失去文化自我。因此，当我们民族再次开启现代化的大门时，首要的任务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而是需要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从这一层面上来看，80年代，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弊端为主旨的津味小说，并非以往地域书写的重复，而是在民族现代化的梦想下作家们试图以此催动民族自醒、更新、再造，从而奋进。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寻根文学潮流早已烟消云散，津味儿书写的传统仍在延续。只是，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曾几何时，作家们的创作意旨已悄悄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津味儿文化书写中，那些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民间文化因子占据了主流，代表天津市井文化活力的“俗世奇人”的招牌形象被逐渐树立起来，如冯骥才“俗世奇人”系列中刷子李、泥人张、牙医华大夫、苏七块，肖克凡笔下的李菊五、小阔等。这些俗人形象从道德层面看有好有坏，正如同他们所代表的市井文化一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然而，在这些形象的整体烘托中，天津底层平民身上所寄居的地域文化性格已跃然纸上。长期的竞争激烈的码头文化熏陶下，天津人头脑灵活，对手艺精益求精到苛刻的程度以及那种坚守人生信条的柔中带刚的柔韧劲儿无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那些饱含着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更是被作家不遗余力地展示出来，如天津人吃锅巴菜、逛戏园子……天津人生活的种种讲究被饶有兴致地描绘着，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浓烈的乡土之情。 然而，面对的是同一种地域文化，90年代作家们的关注焦点与创作心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社会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