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中国WTO知识产权争端第一案”.ppt

嘉兴市“中国WTO知识产权争端第一案” 案情： 2009年1月26日，世贸组织(WTO)正式公布《“中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与实施的措施”专家组报告》(WT/DS362/R)，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首次因知识产权引发争议的案件。3月20日，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会议审议通过该报告;由于在规定期间未提出上诉，该报告已成为本案最终裁决。它对美国诉称我国著作权法和海关措施违背义务的主张“部分予以支持”;同时裁决美国没有证实我国“刑事门槛”不符合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草案))协定第61条设定的相关义务，并适用司法经济原则，对美国根据TRIPS协定第41.1条和第61条第2句所提出的与刑事门槛相关的主张不进一步审查。 刑事门槛裁决对于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启示: 一是坚持TRIPS协定刑事义务的“最低标准”。 二是应自主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国内法律制度。 三是应致力于提高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实效。 坚持TRIPS协定刑事义务的“最低标准” TRIPS协定第61条第1句下的义务只是最低标准的刑事义务，第4句则授权成员可采取“更高标准”的刑事程序。近年在双边条约中盛行的“TRIPS+”理论与做法就涉及刑事保护上的“更高标准”;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更高标准”又可适用于其他WTO成员。如果任由争端不断“各个击破”，到头来协定刑事义务“最低标准”将形同虚设。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国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只承担协定规定的刑事义务下限———最低标准;而刑事保护水平的上限须结合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需要来自主确定。 自主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国内法律制度 其一，必须加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建设的自主性。从沿革看，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主要是政府引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受到国际和外国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有“被动回应型”痕迹。现在，专家组报告裁决我国刑事门槛不违背TRIPS协定义务，我国更有必要以本国自主需要为中心，来考虑相关刑事制度的发展。 其二，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并非无懈可击。美国败诉是因为“未能证实”我国刑事门槛违背协定第61条第1句下的义务，而且专家组职权范围也有严格限制。但是，知识产权争端是一场“长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还可能找机会卷土重来，其他成员也可能适时发难。我国应未雨绸缪，进一步完善刑事保护制度。比如，刑法相关规定虽然不违背TRIPS协定义务，但明显滞后于知识产权部门法的发展;随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这两个“因特网条约”于2007年6月对我国的生效，刑法已难以适应网络环境下控制知识产权犯罪的需要。 致力于提高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实效 ?其一，应提高相应司法能力。现在各国普遍重视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的组织建设，如2008年10月13日美国通过了公法第110-403号即《优化知识产权资源和组织法》，目的就在于改善美国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执法，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刑事保护)。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也有意采取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模式，拟设置专门知识产权法庭和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及建立完善的司法鉴定、专家证人、技术调查等知识产权诉讼制度，这将促进刑事司法能力建设。 ?其二，应改善相应司法态度。国外有种“公共当局和私人利益(尤其是代表知识产权人的产业机构)之间持续而强化的互动模式”，对改善司法机关的态度大有裨益 其三，应避免将知识产权刑事诉讼数量作为追求指标。不是只有要求大量的刑事诉讼才证明与WTO义务相符。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制度和对所制定的知识产权刑事政策一以贯之，比单纯功利地追求数字指标更重要 * * * * TRIPS协定第61条设定了成员最低刑事义务，同时也确认“各成员有权在其各自的法律制度和实践中确定实施本协定的适当方法”。刑法跟私法相比更容易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刑法趋同以承认各国刑法制度的差异性作为其逻辑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