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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酒治病是反智行为？ 杨梅季到了，短短十几天的赏味期限，哪怕敞开肚皮吃，也是吃不完的，多出来的杨梅，一大半都进了酒桶。杨梅泡酒当然很好喝：杨梅汁和冰糖能赋予白酒丰富的味觉层次，降低酒精度，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头”；白酒则能使杨梅的风味和外形被时间凝固，假以时日，白酒渗入杨梅内部，酒香果香交织，风情万种。但有人拿杨梅酒当药吃，认为它能治腹泻，这就很扯了。更可恶的是，有人拿杨梅酒给未成年人吃，不知道酒精损伤中枢神经么？蒙脱石散之类无毒的止泻药很贵么？ No:1壹 医的繁体汉字“毉”，与酒有着莫大的关系。许慎《说文解字》说：“毉，治病工也。从巫从酉。”无独有偶，《周礼》也有关于“毉酒”的记载。意思很明确，中国医学最早来源于巫术和酒。显然，在人类不了解酒精对神经麻痹作用的古代，酒精饮料带来的幻觉，与巫毒仪式中的神明降临、脱胎换骨等概念自然而然被联系起来。同时，古人还观察到了谷物和水果的发酵液体，能有效祛除虫蚁。饮酒有益身体健康的观念就此深种。 《汉书·食货志》中说：“酒，百药之长”。同为汉代著作的《博物志》则记载：“昔有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此酒势辟恶，胜于他物之故也。”虽然这种对自然的认识基础是错的，但在后来数千年的中医史里，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医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四十余种以酒入治病的方式，其中包括以酒冲洗伤口消毒；以酒浸芦根外敷止痒；将蚕卵、蛇肉、菱栉等材料投入酒里再煮以增强杀菌除臭的效果；以酒入浴加速血液循环，促使痂皮脱落…… 这些以酒入医的方法相当超前，即便今天看来，依然是有科学依据的，它们凝固中国古人辨证施治的精髓。但在《五十二病方》中，没有出现如今流行的泡药酒方法。酒，更多作为药材的浸渍炮制工具和煎煮中介物出现。是的，药酒的历史，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久。 No:2贰 中医对酒的态度发生变化发生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掌握社会舆论机器的文人文化，在宋代迎来高峰。当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思潮：文人入医。范仲淹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就是其中代表。文人参与医学有两个灾难性后果，一是中医越来越脱离临床经验，转而寻求哲学支撑。今天大量中医理论术语，比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君臣佐使、君相二火，都是宋之后开始大规模流行，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渗透了官场文化。 二是文人本身手无缚鸡之力，外科的介入式治疗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而选药、煎汤，就容易得多。在儒学的影响下，中医越来越重汤方、轻外科。包括《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青囊书》在内的大量基于临床医学的著述被边缘化甚至失传。如果不是考古发现，《五十二病方》这样大大超前于时代的著作已经被彻底遗忘。相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这类哲学的著作，逐渐成为中医最重要的典籍。自此以后，刮骨疗伤的华佗再也没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家传神奇药方的文人。同时，宋末元初，来自蒸馏酒技术随着蒙古侵略者进入中原。喝了几千年原酿酒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酒精度突破24°的白酒，体验到了汹涌澎湃的刺激感。虽然在崇尚中庸之道、文雅含蓄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眼里，黄酒依然是典雅的饮品，白酒是只配给平民喝的“臭酒”。但白酒较高的酒精含量，却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防腐。 于是，文人们照本宣科地秉承了上古医学典籍中“酒为白药长”的理论，却简化、甚至舍弃了复杂的药材炮制程序，不论瓜果植物、花鸟鱼虫，往蒸馏白酒里一扔，就成了复方配伍、君臣佐使的药酒。反正有酒精防腐作用的加持，吃不坏肚子。泡在其中的动植物还能“宛然如生”，给人一种保持原汁原味新鲜状态的错觉。愚昧得可怕。 No:3叁 明清以后，在哲学为基础的“文人中医”主导下，药酒大行其道。杨梅酒的药用价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杨梅止泻的看法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提出的五味说:“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通俗来说，辛辣味能让人出汗，所以有发散的作用；酸味能让人闭眼锁眉浑身收紧，所以有收敛的作用。一个典型的拍脑袋理论。 后世的中医选药，以此为重要的标准：山茱萸果肉可以止血、枸橘可以治呕吐、金樱子可以固精，而杨梅，则被当成止泻的工具。直接食用，一直不被认为是最好的萃取药效的方式，而与五味说同出一门的泡制药酒，就被庸医们当成了提取杨梅止泻成分的直接方法。事实上，析出了杨梅中果糖、果酸、氨基酸，以及添加了一定量冰糖的杨梅酒，已经掩盖了酒曲赋予的独特香味，从中国传统的酒饮评价体系来看，并不算是上得台面的好酒。相反，它更接近于西方以“纯净”的伏特加、龙舌兰等高度蒸馏酒为基底，加入各类水果和甜味添加剂所调制的鸡尾酒的味道。所以从一款饮品的角度出发，杨梅酒以及相似的青梅酒、白桃酒等，不失为一类有趣的混搭小甜水。 但从药用价值出发。杨梅酒“杀菌”“止泻”更像是无稽之谈，在进入大肠之前，“杀菌”的酒精大部分都已被吸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