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　倾听芝麻变西瓜的声音】 连吃黑芝麻一年以后.docVIP

　　“生活这么荒诞，还用你去编么，再编能编得过生活么?”　　刘震云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的楼道里，跟出入办公室的人打着招呼。这是他熟悉的地方。这些年，刘震云新书的版权页上，总是有着令人惊叹的首印数。《我叫刘跃进》是20万，《一句顶一万句》中40万，这本放在我面前的《我不是潘金莲》，首印数是50万，对于中国那些心怀著书梦想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光亮耀目令人艳羡。 　　有的人却不以为然——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发行量太大对于严肃作家而言，是一件令人害臊的事情，那是通俗小说作者和教辅编撰者才相匹配的图书印数。刘震云对此报以微微一笑。在他看来，写得好的东西一定是跨越了文学的藩篱与边界。就好比在一个县城里，没什么搞文学的人，但你随便找个人问问，知道李白和曹雪芹吗?没有人会不知道。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刘震云说，“你写的东西没人看，还要纳税人每个月给你工资，这合理吗?如果一个作家离开纳税人的钱会饿死的话，他就不应该从事这个职业。” 　　民主的果实 　　去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时，刘震云在菜市场买菜，正犹豫着是买西红柿呢还是买茄子，中午是吃西红柿打卤面呢还是茄子打卤面。西红柿比茄子贵。此时，出版社的人来电告诉他，《一句顶一万句》获奖了，奖金比过去高很多，他当即决定买西红柿。 　　“奖金提高了多少呢?”我问刘震云。 　　“以前是5万，这一届李嘉诚有个赞助，变成50万了。”刘震云说。 　　获奖的共5位作家。这次投票跟以往不同，采用的是实名制。这样一来，投票人就得考虑自己的面子，手中一票得体现自己的见识，而不只是跟谁关系更近。“好多人把民主说成一只猛虎，一实行民主就天下大乱了。”刘震云说，“没想到，民主在文学的荒芜田园里实验了一下，没乱啊。” 　　获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报送的，他根本没指望能评上，还跟出版社的人说，报啥啊，别跟人家掺和了。出版社说，试试吧，没坏处。“这边试试，那边的民主选举也试试，这俩试碰到一块了。”他把这归结为民主的力量、倾听的力量。 　　我不是潘金莲 　　不会倾听——是整个社会的毛病。《我不是潘金莲》里，农村妇女李雪莲去告状，各级官员都没理她，结果是，各级官员都倒了。刘震云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倾听”。“这些官员，关心的是升宫发财的事，没有人倾听像李雪莲这样的人的内心活动。平常不听老百姓的声音，什么时候听呢?” 　　在刘震云看来，任何领域的探索，都是找原点的过程。哲学通过理性的渠道，数学通过数字的渠道，文学通过情感的渠道，而情感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毫无疑问，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人物的语言关乎心理活动，牵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人物的语言自然发生，他觉得，倾听比干预要好。倾听的重要性不仅能把人物的语言写好，而且能让作者放下姿态与负担。“书里的人物说的话往往比你想说的话开阔、深入。” 　　李雪莲的话没人倾听。刘震云把李雪莲的处境与哥白尼相比较。和李雪莲一样，哥白尼也是要纠正一句话太阳不是围着地球转。不同的是，哥白尼追求的是科学，李雪莲追求的是正义。 　　李雪莲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文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不“倾听”，结果“芝麻变成了西瓜”，一切都无法收拾。 　　小说分三章，前两章都是序言，第三章才是正文。李雪莲属于前两章“芝麻变西瓜”那部分。小说的正文，则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回家打麻将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用了“西瓜变芝麻”的办法，把复杂变成了简单。 　　有话怎么说? 　　《我不是潘金莲》仍然是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从《一腔废话》、《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围绕“说话”展开。“说话”成了刘震云小说反复打击的一个点。“我也没有有意地要把这些做威一个系列，这一时期，脑子是不是无意中在‘说话’的隧道中穿行，有可能是这样。” 　　《一腔废话》是说废话的作用。为什么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废话?因为废话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手机》是说谎言的作用。谎言支撑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谎言存在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稳定，当谎言被揭破，对生活的破坏性是致命的。“当手机充满了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