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滋同志先进事迹报告.docVIP

PAGE PAGE 1 王德滋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当前，全省高校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意义非常深远。我也和广大党员一样，积极地投身于这一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认真学习，联系思想实际，回顾自己六十年的科学历程，我有了一些新的感悟。我深切地认识到：共产党员必须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在行动上求真务实，才能确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永不褪色。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六十年来，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曾经遇到过哪些矛盾？遭受过哪些挫折？在转折的关头我是怎样对待和不断前进的。 1946年，我离开我的家乡——苏北泰兴，考进了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我之所以选择地质科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主要受两位引路人的影响，一位是丁文江先生，他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也是江苏泰兴人，早年曾去英国留学。1936年丁文江沿着粤汉铁路调查煤矿，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49岁，死后埋葬在长沙的岳麓山。丁文江去世时我才9岁，还在小学读书，我到了高中时才知道他的事迹，对于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名人，感到非常自豪。第二位是谢家荣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地质学》，里面有大量的图片，显示美妙的地质现象和祖国壮丽的山河，有一次我在同学家里偶然看到了这本书（因为他的叔父是一位地质学家），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我就立下了要从事地质科学的志向。 我的一生中先后面临了四次选择，或者说四次抉择。第一次选择是在大学读书时期。1946年正是解放战争的头一年，进校之后我即面临一个选择：我是关心政治还是埋头读书呢？经过思考之后，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埋头读书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大学里常常搞罢课，最长的一次达到两个月，教授夹着厚厚的讲稿走进教室，只见教室内空无一人，桌子上都是灰。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读书是不可能的。我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以中央大学的学生为主体，上海和杭州学生派来代表，一共16所高校在国民党的首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就是著名的“五·二О”爱国学生运动。我记得当游行队伍行至珠江路口的时候，国民党的警察、宪兵用水龙头冲学生的队伍，用棍棒殴打学生，当时有100多个学生受伤。但是水龙头也好，棍棒也好，都不能阻挡学生的队伍前进。毛主席高度赞扬了这次学生运动，认为是开辟了第二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解放战争的战场，第二条战线就是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另一次学生运动我也参加了，那是在南京解放前夕发生的“四·一”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主要是反对李宗仁代总统的假和平。由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惨败，他们想喘一口气，妄想通过谈判达到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目的。这时解放大军已经饮马长江，就在渡江前夕，学生运动爆发了。这次学生运动牺牲了三位烈士，两位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一位是政治大学的司机。他们的墓还在雨花台，他们的血衣还展览在雨花台的烈士展览馆里面。此外，我还参加了护校斗争，当时国民党在战场上失败了，想把中央大学迁到台湾去，中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全校师生起来抗争，很多仪器已经装箱了，教授们坐在箱子上，不准抬走。那场护校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最后校长不得不弃校出走。学校成立了校务维持委员会，推举出梁希、潘菽、郑集三位教授来主持校务，这三位爱国爱校的教授在学校危难之际把学校保护好了。正是通过这些实际斗争，提高了我的觉悟，我于1949年1月参加了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选择。 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50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就留校担任教师，从这个时期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多年间，学校的气氛常处于一种红与专的迷惘状态之中，但是我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又红又专，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应该在这方面起模范作用。大概从1957年反右开始，党内针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潮开始抬头，虽然“又红又专”的口号没有变，但其实是将“红”与“专”对立，而将“专”与“白”联系了起来。特别是共产党员，如果钻研业务，那就是走“白专”道路。因此在1959年庐山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我在南京大学也被作为“白专典型”受到了重点批判。当时有个说法，两只兔子在前面跑，你只能抓住其中一只，另一只必然跑掉，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比喻，也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红”了就不可能“专”。但是对此我并不信服，认为这是一个时间安排问题。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应该比别人多辛苦一点，多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做到教学科研与党政工作两不误是完全可能的。当时我还是个讲师，主持批判的人讲，“我们一定要批判你，一直要批到你放弃当教授的念头为止。”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当教授的念头，那时大学里的职称提升已经停止不搞了。我不过是出于对地质科学的无限热爱，才会不惜牺牲休息时间，孜孜以求，却被歪曲为追逐个人名利。对于那种无休止的批判，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