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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品署名权的保护和责任竞合选择 ——杨钦剪接署名权纠纷案分析 □高朋天达律师事务所 刘 晴 张晓森 一、案情简介 2003年11月，杨钦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十面埋伏》摄制组（以下简称摄制组）签订演职员合约，约定聘请杨钦担任动作剪接职务；累计聘用时间为60日；摄制组与杨钦协商确定了支付酬金的具体金额。在演职员合约的第四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部分约定，摄制组有权决定杨钦在影片中的排名、次序等，杨钦有义务配合摄制组对该片进行宣传等工作。本片拍摄完成后，摄制组有权享有本片的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一切权益，摄制组有权单独决定对本片一切权益的处理，杨钦不得干涉。 演职员合约签订后，杨钦即进入摄制组完成其本职工作。摄制组向杨钦支付了全部酬金。 电影《十面埋伏》在全国公开上映，在该片尾字幕中杨钦的职务被写成“剪辑助理”，而不是演职员合约中约定的“动作剪接”；经杨钦申请，长安公证处对电影《十面埋伏》播出的署名情况进行了公证。 2004年7月，杨钦以侵犯其剪接署名权为由委托张晓森律师等向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画面公司）停止对杨钦署名权的侵犯，并对电影《十面埋伏》的相关字幕进行更正；判令赔偿精神损失；判令由北京新画面公司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上就侵犯杨钦署名权一事向其公开道歉；判令由北京新画面公司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以及杨钦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和调查取证费用。新画面公司的代理律师认为，摄制组与杨钦的合约是劳务合同，不存在著作权问题。本案多次开庭审理，涉及多项法律难点。 二、杨钦是否享有署名权 通过上述案情简介不难发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演职员合约中的“动作剪接”是仅为一个劳动或行为名称，还是一个职务名称；杨钦在摄制组从事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是“剪接”还是“助理”；是独立的创作，还是简单的劳动。 “剪接”是在电影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后期制作的一项工作内容，可以说是一种工作的名称。但是必须明确一点，在电影行业中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的职位名称与该工作名称是一致的，这和导演、编剧的署名意义相同。本案的关键在于确认杨钦进行的是“剪接”工作还是“助理”工作，从本质上而言就是确认杨钦在摄制组是否独立进行了创造性劳动，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 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该条规定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电影类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核心问题是协调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与制片人的关系。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一个特别的作品类型；摄制电影类作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的智力创作过程，要有提供资金和组织拍摄的制片人，要有电影脚本（包括改编和直接创作的剧本和音乐、作词等），要有导演、摄影、演员、特技设计、剪接、美工（包括服装、道具设计）、灯光、布景等等。摄制电影投资巨大，并且编剧、导演、摄影等作者付出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各国的著作权法都对他们的著作权的归属做了专门的规定。 对电影作品的看法在不同法系国家是有差别的，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只承认个人是作者，由制片人制作的电影作品的著作权首先是属于编剧、导演、摄影等电影作者而不是给予制片人，而制片人对电影作品的权利是从电影作品的作者转让而来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则将电影作品的作者权直接给予制片人。尽管理论不同，在同一法系国家的规定也不尽一致，但是在对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属的处理上，一般都一致地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实际给予了制片人。 我国对于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也是与国外的一般做法及相关公约的规定一致的。我们采纳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根据创作产生著作权的原则，首先承认电影作品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由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创作完成的。考虑到制片人的巨额投资和电影作品的商业运作，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赋予制作人，在理论上讲是将著作权法定转让给了制片人。但是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仍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这样既尊重了相关作者的创作行为又照顾了制片人的利益，实现了两者的协调。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进行了概括性列举，享有署名权的作者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列明的人员；判断是否享有署名权的标准为，在电影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否进行了创造性劳动，是否完成了创作行为。“剪接”在电影创作中必须对影片的创作意图、整体构思、主题内容、人物情节乃至场景、气氛等都有自己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并且据此对电影胶片进行的重新剪接整合，可以认定其是一个智力创作过程。剪接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劳动，应当享有在电影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