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pdfVIP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2010 年 7 月 1 日，“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 除非法证据若干 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规 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讽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 案的根据，还 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 人员出庭等问题， 行了具体的规范，[1]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上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更好的深入学习理解《若干规定》，在刑事诉讼中 正确运用和掌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认识该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证明标准的关系，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以浅学之见，谈点不成 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探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 中西结合” 　　（一）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民权运动，即十九世纪五六十 年代美国逢勃发展的民权运动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在民权 运动的政治形势推动下，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 1961 年的马普中确 立了对非法证 据予以排除的规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论 基础，源自于人权保障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3] 　　就人权保障理论言，美国审判的马普案正是顺应当时民权运 动的形势，考虑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极为不满， 而对政府行为 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以判例法的方式确立人权保护规则——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之所以要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强化我 国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以体现人权保护与 尊重的宪法原则。如果允许或放任非法证据的存在，将直接冲击我国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宗 旨。 　　就正当程序言，司法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公正。[4]公正乃公平 与正义之总称，而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且实体公正要 以程序公正作保障。正是基于程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专家学者形象的 认为“ 司法程序是一条司法正义的生产线”。[5]只要这条生产线在任何 环节出点问题，生产出来的司法产品就可能是次品或劣质品，就可能 发生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 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服刑 11 年后“被害人”奇迹般出现。这一冤案的发生就 在于公安侦查中非法取证，检察机关运用非法证据提起公诉，法院将 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的恶果。[6]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二）实践探索 　　美国 1961 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所要排除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 非法证据，即警察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所获得之证据。根据美 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能够作为排除规则救济对象的通常是以下四项宪 法权利，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联 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联邦宪法第六修正 案关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邦宪法第 五和第十四修正案 关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7]该规则产 生之后，迅速由英美法系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传入东方，成为 全球刑事诉讼文明之标志。 　　这一规则对我国影响深远，事实上已得到我国法律界的认同， 且实际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 在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作用。我国 1986 年加入联合国《禁止 酷刑公约》，其中第 15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 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尽管当时尚处 于“严打”高潮之中，我国立法机关仍具有接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 法理念与立法倾向。199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 行修 改时，在第 43 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 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 年 6 月 29 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即规 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 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 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 年 12 月 1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 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 法收集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