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比较文.pdfVIP

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比较　　　文 / 　　【摘要】文艺理论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文论与西 方文论由于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族文化心理、文艺实 践活动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异。从文学理论体系的本体特征、概 念内涵、文艺观念等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各 自表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理解。 　　【关键词】本体特征、再现、表现 　　 从中西方文艺理论的本体特征上来看 　　西方文论重再现，中国文论重表现，这一观点在国内最早是由 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提出来的。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对这一观 点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是既有再现的 因素，又有表现的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西方文论重再现而中 国文论重表现。其实，如果从问题的主要方面来看，周来祥先生 的观点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我们不妨从文论史的角度对中西 文论在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西方文学理论是以古希腊史诗、戏剧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所以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理论便很自然地将模仿和再现视为文学 的基本特征。如西方文论的重要奠基者柏拉图就明确指出：客观 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文学艺术则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正是 柏拉图开了西方模仿说的先河。紧接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 德扬弃了他老师的理论，亚氏在《诗学》中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 酒神颂实际都是模仿，只是所用的媒介，所取的对象，所采用的 方式各不相同而已。亚里士多德正是以“模仿”为基础而建立起他 的诗学体系，他甚至把音乐这种侧重表现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艺术， 也说成是最富模仿性的艺术。亚氏的模仿说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 的影响长达二千余年，西方后来的文学家，理论家们都无不祖述 其说。如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著名小说家塞万提斯宣称对于文学创 作来说，“所有的事只是模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1]法 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狄德罗也认为：“既然因果关系很显然地摆在 我们的面前，那么前面最好是完全照相着物体的原样给它们介绍 出来。模仿得愈完善，愈能符合各种原因，我们就会愈觉得满 意。”[2] 　　在西方文论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这就是把文学比作镜子。 从柏拉图地《理想国》中提出“镜子”说以后，这一比喻一再为西方 人所重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十八九世纪的现 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巴尔扎克，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等，甚至连 革命导师列宁也称俄国作家托尔期泰的伤口是“俄国革命的镜 子”。也正因为这一点，当代西方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名著《镜与 灯》中，也以镜子为喻来概括西方重模仿的文学理论的特点。 　　而中国古代文论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 言志”说，即主张文学以抒情言志为本质。这种理论是与中国古代 抒情文学的发达相适应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数量最多，成 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抒情文学，所以在这种文学土壤里 生长出来的必然是偏于表现的抒情的理论。如晋代的陆机提出的 “感物”说就与西方的模仿说大异其趣。他说：“遵四时以叹逝，瞻 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陆机注重的不是 对管观自然的再现和模仿，而是重在表现诗人面对变动不居的客 观自然时所产生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情绪。陆机之后，中国古代文 学理论家们屡屡强调文学感物抒情的特点，如中国古代理论的巨 擘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明人 李东阳认为诗歌“贵情思而轻事实”[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值得 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不仅抒情文学的理论强调的是对于情感 的抒发和表现，而且叙事文学的理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论抒情倾 向的影响，也带有明显的抒情性特征，例如戏曲理论和小说理论 中，就大量地移植了传统抒情理论中的固有概念、范畴和术语，如 形神、意象、情景、意境、神韵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古代 文学理论侧重表现抒情的总体特点。 　　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重表现和重再现的差异如上所述，但 有点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区别是在有限意义上的， 是就两种理论的主要倾向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没有表现 的理论，而中国也没有再现的理论。而且即使就主要倾向讲，中西 文论的上述差异只限于古代。当中西文论发展到现代，则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日本著名的美学家今道友信对中西文论的这一新的 发展趋势作了很精辟的概括：“我们可以承 ，东、西方关于艺术与 美的概念，在历史上的确是同时向相反的方向展开的。西方古典 艺术理论的模仿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