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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读书报告 杨春芳 2014221117110077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籍，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小本书，但是其内容的深刻度却是很让人吃惊的。对于同样出生于农村的我来说，看到书中描绘的中国农村的人与事，总是更容易产生共鸣，仿佛就是我身边的人与事一样。 费老说“乡土”是每个中国人的特点，安土重迁便是其内容之一。“重迁”并不是说“不迁”，只是说“难迁”，这一点与现实情况是十分相符的。从古至今，除非发生灾荒人祸，黎民百姓会背井离乡去逃难外，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他们的居住地的，就算随着工业社会到来，不少青壮年外出打工，但是到了年关他们还是会回来，不只是因为家里有亲人，还因为只有家乡才能给予他们归属感和安全感，只有回到家乡，心里才是踏实的，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缤纷多彩，那也只是属于别人的世界，远没有家乡给人的感觉舒适。所以人们基本不会搬离出去，他们再此的经济基础和关系圈子也不容许他们搬离。农民与土地是綁在一起的，他们在土地上劳作，依靠土地吃饭，土地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以说农民离开了土地是无法存活的，因此他们不能离开，一旦离开了就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圈子对人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比如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大家都是这么熟的熟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足可见，有“熟人”是很重要的，办什么事都会省时省力，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周围都是“熟人”的环境中生活，也会更自在，更得心应手。但是一旦他离开了，那么在他周围的都将会是一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即使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比较熟悉 了，比如能够将名字与人对号入座了，也大致知道了其家里的基本情况等等，但是那种熟悉又怎么比得上以前大家一起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熟悉呢！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费老在“文化下乡”中说的农民并不“愚”。在现阶段，农民中仍有许多人没见过电脑，甚至不识字，他们就是真正的“文盲”，但他们在生活中却过得如鱼得水，他们不看日历却懂得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施肥，不看天气预报却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没有手表却知道什么时间点该回家吃饭。他们不懂所谓的文化，或许正像费老说的“他们不需要文化”，他们依靠的是从生活中得来的丰富的经验，谁又能说经验没有理论知识重要呢？没有文化并不能说是愚蠢，识字与否与是否受教育有关，是后天环境形成的，而愚蠢则是与智力有关，属于先天遗传，把先天的和后天的拿来比较显然很不适合，也不正确。 说了一点乡土的中国的事儿，再来说点郁闷的中国的人。我第一次听到说中国人是郁闷的人这种说法是从张老师口中听到的梁晓声的《郁闷的中国人》，当时刚听到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就感觉它一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一定要去看一看，果然，它没有让我失望，其所书所写都是最真实的中国人的写照，也是中国社会的写照。 梁晓声说，中国人的“郁闷”由来已久，从晚清的民族危机到建国后的文革，再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极度的郁闷之中。在当代社会的利益博弈中，这种“郁闷”更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么“中国突围”究竟在何方，梁晓声对此作出了深入地剖析，并将其归结于“中国文化”的作用。 在第一章中，作者提出国民劣根性不只是中国所独有，这是人类普遍的弱点，只是各国的国民劣根性各有不同而已，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时间长而具有很强的“列强劣性”，这种劣性表现为其在发展早期资本主义时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即贩卖黑人奴隶，杀害土著居民等；而中国人的劣根性则表现为一种对权势、金钱的奴性，这种奴性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究其来源，无疑封建时期政治文化生活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它从封建时期开始一代代地往下传承，不曾间断，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所以作者才会发出“撼山易，撼奴性难”的感叹。确实如此，现如今的中国，哪个人见了领导上司不是一副讨好谄媚的嘴脸，就算有个别人不刻意讨好谄媚，在其心里也是存在畏惧和敬畏的，在他们的观念中，下级就该害怕上级，下属就应敬畏上司，因为他们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如果一旦得罪他们，就会失去工作，后果很严重。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如果见到了有分量的领导人，他也会心存敬畏之意，如果这个领导人还表现出应有的亲切和关怀，那么他就会产生浓厚的感激之情了，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也有可能。其实这跟古代的情形一样，老百姓对官员有着浓重的敬畏心理，他们觉得官员跟平民是两个世界的人，只要官员不鱼肉百姓就谢天谢地了，哪能奢望当官的人为人民着想呢，因此当官员为百姓做了一点点好事之后，百姓们就感激涕零了。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一个部分，大家都是平等地，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早已消除，人与人之间都是无差别的个体，既然是平等的，又为什么要有这种敬畏心理呢！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中国人人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