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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再论“自由的困境”——同时回复王贵明先生 首先要感谢《学术月刊》的田卫平先生，他发给我王贵明先生在“ 自由” 问题上与我商榷 的文章，并且希望能够进一步开展讨论。同时也感谢王贵明先生对我的评论，非常严肃认真 的讨论，其中涉及到了许多重要问题。我愿意再次抛砖引玉，主要希望能够发现更为深入的 社会/政治问题，并且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争论这一无助思想进展的讨论模式去讨论问题。对 于思想而言，问题的不同解法似乎不能改写为主义之争，这样的思想空间太小了，以至于非 常可能误解或错过真正的问题——真正要命的问题既不属于这个主义也不属于那个主义，而 仅仅属于无论什么主义都不得不去面对的生活事实。 　　王贵明先生认为拙文《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对两种自由的观点的证伪，可以 说使人耳目一新：没有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他那样给予了自由主义的两种自由观， 以如此致命的而且是学理性的一击” 。如此溢美之词，深受感动。这种“致命打击”确实是 我试图做的，但我还是担心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充分思考。在批判“两 种自由” 的努力中，其实还有比我狠得多的，例如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权利的成本》 （2000 ；中文版2004 ）。霍尔姆斯和桑斯坦发现权利的落实需要极其昂贵的成本，而人们想 要的权利，甚至那些已经被承诺的权利，不仅多如牛毛而且样样昂贵，就算是爱民如子的政 府拼了命也买不起单，因此权利往往只是空头支票，于是，他们给出一些凶狠无比的论断（可 能太狠了），比如，权利全都是权力，只有积极自由而根本没有什么消极自由，等等。权利 的昂贵成本显然是人们喜欢回避的一个事实，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它使得许多政治高调都 变成谎言。我完全同意关于权利成本的分析，不过还是认为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结论有些过 头。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收敛的理解，即自由的“两面”理论以及权利/权力的互动理论。 　　王贵明先生虽然同意我对“两种自由” 的自由主义教条的批判，但又认为我的理论中包含 一些不兼容的各种主义，他相信我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又有自由主义的背景，这样不兼容 的思想背景是不合适的，而且似乎暗中更多地支持了自由主义，这一点使他觉得是个遗憾， 于是，在“ 自由的困境与乌托邦的可能性”这篇文章里，他试图用一种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来纠 正我关于自由困境的理解。 　　我不否认我的思想有着复杂背景，远远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对我影响更 大的是中国先秦诸子，特别是老子、孔子和管子等，还有西方的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等，问题 在于，对我有影响的不等于就是我同意的，例如康德，我非常敬佩他的分析方法，但却反对 他的许多观点。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哲学的目的就是去发挥思想能力的极限，把思想资源 的深度、广度和丰富性发挥到极至，而决不是专门为某种主义辩护，这就是思想（ideas ） 与意识形态（ideologies ）的区别。因此，假定我推崇马克思主义，或者儒家，或者法家， 或者别的什么，在分析问题时，我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可以使用的资源，而不会把它看作 是一个必须辩护的信念。思想是一回事情，信念是另一回事情，混同这两种事情是危险的。 　　这里涉及一个思想方法论问题：我一直推行“无立场”思维，而且试图论证这是最好的和 纯正的哲学思维。这个方法论问题其实已经反复解释过了，但似乎还有许多人不理解这个有 些“怪异” 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有人认为我的理论仍然暗中坚持了某种立场，只不过借助一 些逻辑化的表达而隐藏着；还有人认为“没有立场”其实是做不到的，只是一个愿望而已；还 有人对我的理论中包含一些互相不兼容的各种“主义”感到不理解，比如最近王贵明先生的批 评。为什么要引入多种不兼容的观念呢？难道不应该排斥所有不兼容的思想以保证原则的一 致性？这是个问题。 　　对于这些疑问，也许有几点需要再次解释：（1）“无立场”当然不是某个立场，它只是 一种方法，一种对待和使用各种立场的思维方式，甚至只是个“技术方案”——这个词汇不 好，但这是为了强调与“主义”无关；（2 ）“无立场”也不是“没有立场” 。这个误会比较大。 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思想无立场不等于生活无立场，生活当然是有立场的，但是，如 果要在思想中看清楚尽量多的问题，就不能由生活立场去筛选“哪些是可以看的”从而限制了 思想眼界，因此，无立场仅仅是思想的事情；其次，无立场是要限制任何一种立场的权威性 和独断性，无立场的意思是，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没有一个立场能够说了算，于是，无立场 就是允许所有可能的立场都在场，也就是引入所有立场，从所有可能的立场去看问题。与“没 有立场”相反，无立场其实是“所有立场” ，是流动着的立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