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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经济危机下的人力资源新闻汇集 中国裁员风潮呼唤 “社会和约” 2007 年 11 月 24 日《成都商报》报道，一家四川企业突然宣布裁员2000 人，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上周， 由于国内成本的增加和对于新《劳动合同法》的忧虑，奥林巴斯等一批外资企业，决定将其中国工厂关闭，撤 退到马来西亚、越南等地。 新《劳动合同法》应该给无数的劳动者带来欢欣鼓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类似的“社会和约”。企业员工的收入与保障，都需要企业负担主要责 任，而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实体，其承载能力有限。假如 10 年之后，一个企业利润下滑，或者是出现动 荡，它又何以承载员工个人乃至家庭养家糊口的重负？ 而在一些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健全的国家，公民的社会保障的途径则广泛得多。在北欧一些国家，公民失业 之后领取的救济金，基本够其基本的生活开支，瑞典中央政府用于公共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 50% ，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0% 。而在以竞争闻名的美国，由美国社会保障署、劳工部、人 类健康与社会服务部联合提供的各种全民性保险和福利补助，也足以分担公民的大部分社会保障，其中很多项 目都是政府出资。失业保险等则由政府与企业协商，共同出资。 而目前在中国，许多员工社会保障的责任，都转移到了企业身上，员工的各项保险，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员 工，都是由员工个人和企业分担，缺乏公共财政的有力支持。同时，更为恶劣的是，在一些地方，连数字可怜 的社保基金，都被挪用。 政府、企业如果不能合理分担社会福利保障责任，会使企业陷于尴尬的境地。其实很多企业并非不想承担 社会责任，而是本来由多方承担的责任，现在全部压在企业一头，为自保计，企业就会想方设法规避沉重的责 任。 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克里斯蒂娜，在面对包括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和能源短缺等诸多挑战时，承诺进 行几大领域的社会变革。阿根廷主要工会的领导人计划在明年提出增加工资 20%的要求。克里斯蒂娜的对策是 在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制订一份“社会合约”。在此和约中，政府、企业、工会都作出一定的努力和让步， 以提高国民收入，缓冲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社会动荡。 建立类似的“社会和约”，或许是类似问题的解决之道。目前，中国政府也比以前更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 系统。自2003 年以来，中央政府收入每年都超收 5000 亿元以上，去年更是收入突破 30000 亿元大关，超收 7000 亿元，在财力充足的情况下，如果未来的财政开支逐步向社会保障上倾斜，则或可收意外的功效。 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建立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性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和约”， 而非将责任全部转移到企业身上，才可能接出真正的善果。否则，企业迫于对重负的恐惧，索性一逃到底，受 害的还是广大的企业员工。 政府的归政府 华为的归华为 从华为员工集体辞职事件看《劳动合同法》催生的“话语泡沫 华为员工“辞职”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无非是由于华为公司的名气，由于牵扯到大约 7000 名 员工，还由于《劳动合同法》施行在即。 执行法律和规避法律是相辅相成的；“规避”或“应对”法律不但不等于违法，而且还可以促进法律的完 善。 近来，华为公司“辞职门”事件(大约 7000 名在华为工作满 8 年的老员工“主动”请辞)沸沸扬扬，媒 体、学者、律师众说纷纭，某些官员闪烁其词；而事件当事人——华为公司的有关人员则否认此事件是为规避 将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的进步 考虑到时机的敏感性，华为公司此举是否与《劳动合同法》有关，恐怕是不言自明；纵然华为公司有关人 员一脸无辜，但公司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实际上，见诸报端的，不乏抨击之辞。当然，也有个别人的解 读相当“有才”：华为不过是通过集体辞职事件变相给员工发奖金(达 10 亿元之巨) ，还节约了大笔所得税(包 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 一般认为，上述事件可能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关。尽管有学者一再强调，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 等于终身合同、签订此类合同的员工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工”，而且此类合同在法定条件下亦可解 除；但无论就人性还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而言，学者不可能比企业更关心“资方”自身的利益，何况，无论根据 《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企业提前解除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非易事。因此，企业对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恐惧自然有其道理。 深入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