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理解.docVIP

“摇篮”战胜了“枪炮” ——“革命”和“人道”关系质疑 一位法国学者说：“雨果的精神至今依然与我们同在，而且生机盎然。甚至可能现实得过了分。”确实，雨果主张欧洲联合，目前欧洲二十五国正在制定欧洲宪法；雨果主张废除死刑，欧洲今天已经没有死囚；雨果主张世俗教育，欧洲正在彻底去除学校里的宗教色彩……雨果还有很多关于未来的信息在不断传递给欧洲人，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雨果最后一部巨著《九三年》里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对于雨果整个创作的终结之作——《九三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无疑是该小说的点睛之笔。 这句话中，一方面，它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雨果眼中，用资产阶级革命暴力消灭封建专制，是革命的天职，小说通过马克、佛莱莎母子等形象，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统治的惨无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写则表现了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比欢乐。“民众当中一点没有衰弱的迹象，有的是推翻王朝的那种端庄的愉快”、“巴黎一片欢腾，那是一种丧失理智的欢腾”他认为只有建立共和国，人民才能脱离苦海，社会才能安定。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和意义。郭文在临死前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革命）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要想获得自由，必须革命，而革命必然会有流血牺牲，必然会有冲突暴力；另一方面，雨果又认为在肯定革命的基础上，还要奉行人道主义精神。“革命暴力是必须的，但并非万能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和道义上的胜利”，他认为可以用博爱、宽恕、善良、仁慈来解决对罪恶的惩罚，他坚信人性本善，提倡以爱制恶。 就《九三年》这本书本身价值而言，是受到高度评价的，但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但所有的论者对小说中的这一点睛之笔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如一评论是这样的：“雨果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置于革命之上，以牺牲革命利益来求全人道主义，这实质上是与雨果所宣扬的革命的必要性也是悖逆的。在阶级社会里， 绝对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是不存在的，对一个阶级实行人道，就意味着对另一个 阶级实行压迫。”但我认为，对这句点睛之笔或者说雨果的关于“革命”和 “人道”的关系的结论我们应有客观、辩证而积极的理解。 一方面，也正如否定者所持的观点，雨果把人道主义的地位看得太高了。他认为人道主义不仅可以使遭受不幸的穷人变为具有自我精神的理想人物，而且还可以感化穷凶极恶的敌人，使他立地成佛。他甚至把希望寄托在“善心”的统治阶级身上，希望他们用“善”和“爱”给劳苦大众“造福”，这样便将人道主义奉为拯救万物的圣丹灵药，把它置于革命之上，成为主宰一切的最高信念这样就过于“乌托邦式”了。但我以为，雨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存在着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还得思考一个问题：革命是为了什么？我想，正如影片《辛亥革命》中所说的：“革命是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革命是让社会进步的理念从此深入人心， 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温和宁静的世界，纵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也正如《 九三年》 书中所说的；“它是一个大熔炉，也是一个小火炉。在这只酿酒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从这些混乱的暗影中，从这些骚动而奔腾着的云层中，射出符合神的意志的灿烂的光芒。”换句话说，革命就是通过少数人的流血牺牲来换取更多人的幸福宁静。也可以说，“革命”是手段，永远只是手段，而“人道”或者说“人”则永远是应该是必须是目的。无疑，“目的”当然高于“手段”，并且，作为“手段”是可选择的，而“目的”却有不可选择性，进而也就决定了“人道”高于“革命”之上。 再回到小说中，共和军司令郭文是善良、同情、宽大为怀、美的化身即人道主义的代表；共和军政委西穆尔登是革命、原则、法律、正义的代表；反革命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则是恶、残忍、非人道、反人性的代表。在小说中，浪漫主义的大师，雨果为他们设计了彼此间戏剧性的关系——师生、叔侄、敌手、同志，以及戏剧性的故事结局，使3个人物最终殊途同归，皆皈依在“人道”的大旗下：郭文由一个“领袖”沦为了一个“罪人”，放走了叛军首领，最终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朗德纳克从一个“魔鬼”转变成了一个“英雄”，“冒着一切危险，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牺牲，高傲地救出了三个孩子，同时交出了自己的脑袋，交出了那个此前令人恐怖、如今令人敬畏的脑袋”；西穆尔登，一个冷峻、铁面无私、有着鉴定如磐石的革命决心的斗士最终依然抵不过人道主义力量而自杀。三者的不同结局与共同归宿也恰恰证实了“人道主义”不可抗拒的伟大，最终人道战胜了不人道，“摇篮”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