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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视角看缩小贫富差距 2０08年03月13日　14：02学习时报 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遇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 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 2００６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20万亿元,约为印度的两倍。财政收入达近４万亿元,中央和地方监管的国有资产超过20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14000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过1６万亿元。这与３０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3６00亿元,财政收入仅约11３2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197９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只是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我去年访问了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国今天的财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看作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１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除生存与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我们基本没有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在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的上层往往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民握手,不与贱民喝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民的身影当作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地方主义的问题，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事可能扯皮十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农民收入的优惠措施，很快就导致深圳和上海等地农民工一时的短缺。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居民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住的贫民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为“城市战争”,每年约4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人发指。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他爹：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么？孩子他爹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 侯爵点点头， 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阅读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你就知道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不少人谈北欧模式,中国能够今天就达到北欧的水平固然好,但这确实不现实，这还需要我们很多年的不懈奋斗,而且丹麦这样的国家也经历过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阶段。 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