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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出现严重错误，导致安史之乱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不仅严重破坏国计民生，断送无数性命，更成为中华历史的决定性拐点，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世（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就此终结。 这场叛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天生反贼？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军叛将安禄山发动的。 虽说安禄山是胡将，但唐朝大将中胡人很多，远如太宗朝的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近如同期的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赤胆忠心效命皇室的良将。叛乱前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爵东平郡王——盛唐异姓边将封王仅有他和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例！既然已经位极人臣，为什么他还不知足要起兵叛乱呢？ 按《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斗战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 这段记载神秘诡异，字里行间都在暗示安禄山生而不凡，是上天派来颠覆大唐盛世的刽子手。 而成书更早的《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却平实得多：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遂以名之。 《新唐书》主编欧阳修一代大儒，本不该采信怪力乱神之说，为什么不顾他一向倡导的行文简洁，非要额外记下这种暧昧的记录呢？ 同书还有另一段记载：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每过朝堂龙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说实在，这是以结果倒推原因的揣测，因为某人后来犯罪，就推定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无不包藏祸心！ 这种论调近乎汉武帝时期的“腹诽”罪重演！ 难道说世界上真存在天生反贼吗？ 二、蓄谋已久？ 恐怕不是这样。 且不说就在三年前的天宝十一年8月，安禄山还正常履行边将职责，积极出兵讨伐契丹。单看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 一般认为这只是叛乱借口。但之后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十二月，度河至陈留郡……禄山男庆绪见诛庆宗榜，泣告禄山，禄山在舆中惊哭曰：吾子何罪而杀之！”（《旧唐书·安禄山传》） 什么叫“吾子何罪”？株连反贼家属不是应有之义吗？安禄山既然敢于叛乱，不可能没有心理准备。除非说他的本意真的就是“讨杨国忠”，所以并不觉得自己是在造反。 如果说这是安禄山一时悲伤，急火攻心口不择言，并非真实想法的表示。叛军自范阳起兵，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渡河轻取东都洛阳，就是蓄谋已久的表现。但这与内地守军太烂有很大关系，不足以说明安禄山用兵如神。事实上叛军先定河北，待得东都后再西进取关中，这个部署只能算中庸。 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叛军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线出奇制胜。 安禄山兼领三镇，于天宝十载兼任河东镇节度使（管辖今山西省中北部）。虽然他只是遥领，并不直接掌管河东军，但可以行使统帅权力调动部队换防，将嫡系主力移到太原府。一朝发难，以轻骑沿河东驿道兼程西进，三日内便可抵达关中门户蒲津渡。以近畿武备之松弛，叛军突袭得手可能性极大；如果蒲津渡失陷，关中即无险可守，叛军一个月内就能兵临长安城下。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朝廷是来不及动员西北边军勤王的，早已糜烂的飞骑、彍骑必定一触即溃；运气好的话安禄山甚至可以将皇帝大臣一锅端，然后传檄而定天下。 所幸这种危局没有发生。实际情况是叛军一路向南平推，听任朔方镇边军东下河东出井陉威胁自己侧后，可见他们从来没想过取道蒲津出奇制胜。安禄山久经沙场，叛军中也有不少人才，不至于都看不穿其中奥妙，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仓促起事，没来得及做全面计划想定。 退一万步说，即使叛军有勇无谋，不知出奇，安禄山的叛乱准备也不会早于天宝十三载——“十三载正月，谒于华清宫，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旧唐书·安禄山传》） 很多人认为安禄山当时准备不足，不敢发难，为争取时间故意冒险进京迷惑皇帝。如果真是这样，他这么做非常冒险，等于把自身安全完全寄托在皇帝的宠信上！须知李隆基不是仁弱之主，早年杀伯母（唐中宗韦皇后）、杀姑母（太平公主）、逼父皇（唐睿宗），中年废皇后、杀宠臣（王毛仲等），晚年杀儿子（太子李瑛等三王），足见心狠手辣。即便安禄山自觉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也不能排除皇帝将他留在朝廷任职的可能，那样叛乱准备充不充分又有什么意义？ 至少到天宝十三年，安禄山对皇帝给予的权位还是满足的，并没有打算叛乱。所谓“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 （《旧唐书·安禄山传》），其实是正常职务行为；不能以后来的叛乱，证明之前其所作所为必然另有所图。 安禄山根本没有蓄谋已久，很可能只是出于胡人思维，对叛乱严重性估计不足，把起兵当成向皇帝“讨说法”，直到其子被杀，双方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