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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为什么盛产「做题家」？ 做题家是中国小镇的特产吗？ 当然不是。放眼世界，整个东亚都是做题家的高产区。 「东亚做题家」几乎是全世界人民的刻板印象。这个梗进入了影视剧，还被编成表情包，活生生将「Asian nerd」（亚洲书呆子）和「exam hell」（来自日语「受験地獄」，形容考试竞争激烈）变成了国际流行词。 · 英文社交媒体 Reddit 上流传的「亚洲学霸的高中入学包」 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论是「美国高考」SAT，国际经合组织发起的 PISA（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还是单测数学与科学的 TIMSS、单测读写能力的 PIRLS*，甚至单门学科竞赛 —— 东亚文化圈各国各地的学生都排在前列。 这种优势在小学学段就表现出来，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在只测数理学科的 TIMSS，中国大陆没参加，东亚各组还是甩下别人一大截。 · 2015 年的 TIMSS 数学测试。在四年级组，东亚最后一名的日本，比其他国家的第一名还整整高了 23 分。到八年级组，差距更是拉大到 48 分。TIMSS 是美国学者设计的 / 图片来源：[1] · PISA2015 国际成绩地图。这张图显示的是各国家和地区所有三科的平均成绩，分数为绿>黄>红。几乎在所有国家，PISA 的采样点都是在发达城市，但这届中国大陆仍被广东拖了后腿，跌倒第十，在下一届换成浙江才又成功登顶 对于这个如此引人注目的现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人均教育投入，乃至智商，都无法完全解释。 · 《经济学人》统计了近年来各国 PISA 成绩的变化，并发现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6-15 岁人均总投入 5 万美元）时，花更多钱就不再是成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虽然公共教育投资相对极低，但如果算上家庭教育支出，多数城镇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投入仍超过了这一水平 经济水平和教育投资不能完全解释各国成绩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边际效应。当投入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再往里投更多的钱就没什么用了。这时，更复杂的因素开始起效。 东亚人民对做题和考试的狂热，究竟来自哪里？ 东亚人为什么爱做题 长久以来，中文舆论都将中国人对应试教育的重视归因于某种「科举情结」。 · 本文发表于 2006 年，作者张奠宙先生（1933-2018）是享誉国际的数学教育家 不过，这个判断并不太经得起推敲。科举文化充其量只能算「东亚做题家」的影响因素之一。 首先，科举制度虽然影响深远，但科举选拔的人才在规模上从来就不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流。他们只在最高层官僚中占据优势，而在整个帝国，不经考试、通过恩荫、荐举产生的官员远多于他们。 其次，东亚也并非都流行科举。韩国、越南同中国一样，长期开展科举，新加坡则没有科举，而日本很早就抛弃了科举。在港、澳、台等地，科举文化的存在感也不强。 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港、澳、台并不相同，跟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差异更大。有的是「一考定终身」，有的是多次考试，有的是连考带申；有的是统一录取，有的是高校自主录取。 但它们都在最近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培养「做题家」的行列。 这些教育体系有如下共同特点：知识面窄而内容深的教学方式、大量做题练习、普遍的补课班，以及看重考试，让考试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 若以 PISA 和 TIMSS 等国际测评的成绩来论，东亚第一「做题家工厂」还并非中国大陆，而是规模更小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教育格局跟北京上海类似，同样遍地是补习班。一个新加坡学生不但要勤刷题、会考试，还要培养各种特长，才能被称为优秀。 · 《经济学人》曾撰文称，新加坡教育有三样值得学习的法宝：基于教育研究的教学和习题设计，更窄更深的教学内容和追求人人掌握的强化训练，以及更出色的教师。有中文媒体将其简化为「习题册，强制补习，善待教师」 新加坡的制度比中国教育更加内卷化、筛选性更强。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会面临数次分流，分流的学校层次直接影响未来发展。 · 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升学流程 孩子们在小学阶段就会面对几次筛选：从三年级的优才班（GEP）选拔，一年一度的按成绩分班，到六年级的小六离校考试（PSLE）。 · 虽然中国取消了大部分小升初考试，但学生们实质上仍要面对这一轮筛选。图为合肥某中学的小升初考试 和中国相似，新加坡学生的每轮选拔都是拿钱堆出来的。《联合早报》等媒体曾统计，67% 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至少 850 所补习班上课，每年花费 11 亿新加坡元。 · 不过，在月收入低于 4000 新元的家庭，只有 20% 的孩子上补习班 / 图片来源：[2] 由此，「考试指挥棒」决定了国家的整个教育生态。 这套听上去十分熟悉的筛选性教学理念，源头叫做 meritocracy，一般翻译成「精英治国」。它指的是通过某种方法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目的是筛选出精英，让他们掌握权力。 「精英治国」这个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