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五六十年代文学思潮.ppt

中国当代文学史五六十年代文学思潮 1958年提出来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以下简称“两结合”）是统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最长的创作规范。 “两结合”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及伴生出的“新民歌运动”中明确提出来的。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以下意见，一是“民歌＋古典”：“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二是“两结合”：“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周扬的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 在当时的倡导者看来，“两结合”的提出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现实依据：其一是我们已经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日千里”的大跃进时代，其二是在“新民歌”和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的萌芽”。 大跃进时期的虚假风：“放卫星”，亩产过万斤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全民炼钢，钢铁元帅升帐 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 从总体上说，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是赶任务、写中心、写政策同主观主义的狂热冒进的混合物，因此，新民歌当然不能说明两结合这一创作方法的正确性。 这种形势下对“两结合”的倡导，同以往作家、批评家关于“两结合”论述的最大区别在于： 第一、它首先是基于“时代要求”自上而下地提出来的，而不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 第二、由于人们的主观精神膨胀，它有贬抑现实主义的倾向，所以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浪漫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并重； 第三、它是作为创造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而提出来的，而不是着眼于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来了》） 社里麦穗插云间，麦芒刺破玉皇殿，麦根扎到龙王府，吓得东海波浪翻。 铁锄头，二斤半，一下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就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 开渠开到龙王庙，气得龙王胡子翘。挖的挖来挑的挑，大水冲到龙王庙。不是大水不认自己人，是我要在旱田种早稻。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 “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 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 我进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男女老少齐出征，青年干劲赛赵云， 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是罗成， 老年出马是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 妇女赛过穆桂英。 对“两结合”的倡导，给新中国文学进一步增添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色彩，想象、夸张、意象营造和语言修辞等艺术手法也愈见丰富；从文学的总体风格来说，倡导“两结合”以来的文学，由建国初期的质朴、平实、清新向庄重、华美、宏阔转变。 作为一种艺术规范，“两结合”实际上具有抑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正常健康发展的双重功能，而这也正是审美一体化的题中之义。 1960年7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第三次文代会上得到正式确认。周扬向文艺工作者们指出：“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 中国当代文学史五六十年代文学思潮 八个“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现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根本任务”论 即所谓“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1964年江青发表的《谈京剧革命》中，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列为“首要任务”。 首先，塑造英雄形象的问题被提到阶级斗争和文艺领域中谁对谁专政的政治高度予以论述。其次，“根本任务”论提出，文艺作品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必须是“高大丰满、光彩夺目、完美无缺”的。 “三突出” “革命样板戏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根本任务出发，按照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要求，在处理人物关系方面，总结出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创作经验。” 三突出”包括了一整套以主要英雄为中心的人物关系法则、冲突构成法则和艺术调度法则，就其美学属性而言，“三突出”原则具有强烈的古典主义倾向。 * *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