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定理的中国古代数学,如何站在世界之巅.docVIP

没有定理的中国古代数学，如何站在世界之巅 不同于希腊数学的公理化论证（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中国古代数学是算法式的数学。它注重通用的方法，而不是特殊的技巧。 最近读到物理学家和科技史家程贞一教授的访谈录（标题是我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作者郭金海），他提到早年的一段感受： 另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上初中时，我对中国古代数学萌发了兴趣。记得那时我们在念代数，教科书是《范氏大代数》。那时一直困惑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数学教科书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文明的定理和成就？ 正是这个疑问引导程贞一后来慢慢走向了科学史的研究，最终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与他相仿，我在年少时也渴望了解中国古代数学，然而教科书上很少提及这段历史。即便到了大学、上了数学系、念了研究生、翻了好多书，我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直到工作之后，我偶然读到吴文俊先生的几篇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文章，才豁然开朗。 照我的解读，吴文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古代数学其实只有一个关键字：术。吴先生在《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中的原话如下： 大体说来，中国数学的古典著作大都以依据不同方法或不同类型分成章节的问题集的形式出现。每一个别问题又都分成若干个条目。条目一是问，提出有具体数值的问题。条目二是答，给出这一问题的具体数值解答。条目三称为术，一般来说乃是解答与条目一同一类型问题的普遍方法，实际上就相当于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但有时也相当于一个公式或一个定理。条目四是注，说明术的依据或理由，实质上相当于一种证明。宋元以来，可能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往往加上条目五草，记述依据术得出答案的详细计算过程。 这里应特别提出条目三术的作用。虽然条目一、二中的问与答都以具体数值表达，有时甚至术文本身也是如此，但不难看出所有术文都具有普遍意义。术文中即使带有具体数值，这些数值并不起重要作用。如果以其他同类型的数值来代替，术文也依然行之有效。条目四的注或即证明也是如此。论证的正确性完全不依赖于原设数值的特殊性。例如，《九章算术》第九章勾股的第一、二、三的三个问题，都是以勾三、股四、弦五为例，知其二求其第三者。求法名为勾股术，术文曰：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即弦。显然，这是从勾股求弦的一般方法，与具体数值三、四、五无关。勾股术的注或即证明也是如此。因此，问、答或术文中的具体数值，只起着一种举例说明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术即一般方法的来历或动机。 在最近出版的《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中，吴文俊先生着重指出： 机械化，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是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就是构造性和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是着重解决实际问题，它的方法是机械的，跟西方数学的证明不一样，灵机一动什么的。中国古代数学不讲这个，没有什么灵机一动，都是死板的。这是我的发现，这是我真正读懂了中国古代数学。 吴先生这里所谓的机械化，就体现在术的作用，相当于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算法。读到这里，就容易明白，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称数学为算术了：因为术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改称算学为数学，还是近代的事情。民国时期，北大有数学系，而清华的则叫作算学系。他们认为是一样的，但不想用同样的名字，因为互相不服气。 吴文俊先生一直强调，不同于希腊数学的公理化论证（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中国古代数学是算法式的数学。这不难理解，只要看看我们的前辈创造了多少术： 更相减损术（《九章算术》，求两个整数的最大公因子） 盈亏术（《九章算术》，线性插值法） 方程术（《九章算术》，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国外称高斯消去法） 割圆术（刘徽、祖冲之，用圆的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作为圆面积的近似，从而得到圆周率的近似值） 球积术（刘徽、祖暅，计算球的体积） 天元术（李冶，设未知数解方程） 大衍求一术（秦九韶、黄宗宪，解同余方程，主要结果表述为中国剩余定理） 增乘开方术（贾宪、杨辉） 正负开方术（刘益、秦九韶，英国数学家霍纳后独立发现） 四元术（朱世杰，天元术的推广，解四个未知数的方程组） 隙积术（沈括）、垛积术（杨辉、朱世杰） 招差术（王恂、郭守敬、朱世杰） 尖锥求积术（李善兰） 正如吴文俊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古代数学，就是一部算法大全。所以要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就要了解一些代表性的算法。以下我们选取其中几项，略为介绍。 1更相减损术 第一个例子是吴文俊先生本人举的，即求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因子的更相减损术。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求最大公约数，中国古代叫更相减损术。中国古代数学中，把最大公约数叫做等数，术曰：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 就这么几句话！比如说，要求24和15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 等数，更相减损术的步骤如下： (24,15) → (9,15) → (9,6) → (3,6) → (3,3) 因此等数为 3。真漂亮！ 更相减损术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