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精选文档（2020年最新）.pdfVIP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从整个世界来看， 古代史学最具活力的两大支派， 一是以古 希腊、罗马史学为渊源的西方古典史学， 二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 中心的东亚史学。近代以来，两大支派史学发生碰撞、交流与融 合，从而使中国近现代的史学发展为多姿多态的繁盛局面。 无论 是史学理论研究还是史学史研究， 都必须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与 西方古典史学予以深入比较， 才能认清中国传统史学的真谛以及 西方古典史学的特色。 把握两大体系史学发展的异同， 乃是推进 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条件。 一、中西古代史学理念的相通之处 史学无论在东方或西方， 最初都以记载以往的人间事务为基 本特征。 史学在本质上是记述人类社会的演变历程， 描述其中的 人物、事件及各种社会景象，并予以认识、解说和反思，这决定 了中西史学必然具有相通的基本理念。 古代中国、 希腊都很早产 生了史学，但因地理悬隔，当时并没有在史学上相互交流、相互 影响的条件，二者各自发展。 比较两种史学在发展中的共同之处， 有助于探讨历史学的根本性质。 （一）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史学很早就具备了“直笔”意识和求真观念， 据记 载，春秋时期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 法，后嗣何观？”（《国语 ?鲁语上》）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 举必书”与讲究一定笔法的规则。 “君举必书”是指无论君主的 行为是否合乎礼义， 都要记载，这其中已包含了某种求真的意识。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 据 称后来得到孔子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 提出“书法不隐” 作为判断 “良史”的标准，明确地强化了历 史记述的“直笔”观念和求真准则，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起到 极其深远的影响。 东汉初期，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的“赞”中评论司马 迁“有良史之材”，认为《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 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很显然，这段议论是由先秦“书法不隐” 的良史观念延伸而来， 表明撰史“文直”、 “事核”而成为“实 录”， 已是一种公认的史学价值观。 东晋史家袁山松认为史书有 “五难”，其三就是“书不实录”。 [1] （卷8 ） 这种史学的 “实录”原则也被少数民族政权接受， 如鲜卑政权魏太武帝特命 崔浩总监史任，指示要“务从实录”，虽然后来崔浩犯讳被诛， 但并未从理念上否定史学的直书原则， 与崔浩案件有牵涉的史官 高允当时即申明：“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 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 焉。”（《魏书 ?高允传》）更耐人寻味的是南朝梁武帝时，吴 均私撰 《齐春秋》， “帝恶其实录， 以其书不实……敕付省焚之， 坐免职。”（《南史 ?吴均传》）梁武帝虽讨厌这部史书某些内 容的“实录”， 却仍以“不实”的罪名实施禁毁， 可见史学“实 录”的准则， 已经根深蒂固。 唐朝则将官方记载皇帝和一朝政务 的编年体史书命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