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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顾准）学者 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为了探索真理，宁愿受尽磨难。为了实现正义，宁愿个人遭受损失。顾准在担任中科院高官的时候，敢于违背“全盘苏化”的潮流与苏联专家唱反调；在学部经济所从事经济研究的时候，敢于借鉴“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学术观点；在牛棚接受劳动改造乃至身患癌症时候，仍然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可见他是一以贯之的。 肋骨点燃当火把，这是李慎之借泰戈尔的诗对顾准的评价。应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顾准的精神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打破时代的思想教条，勇于思考。敢于用手术刀剖析这个社会，也剖析自己。（钱钟书）19岁横扫了清华图书馆 牛津大学假期 泡在牛津总图书馆 几乎把十八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一遍 引前人的论述“哭时人的感情比较真实，而笑的后面是什么就很难说了。”钱钟书一生都离不开书，一生都与书结缘。“痴气”的钱钟书总是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分不清布鞋的左右，却能记得某个材料在某本书上的某一页上喜欢读字典（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一个名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逃难中，数被悉数焚毁，被人盗走。用积攒的记忆搞学术研究。撰写了两部著作。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按语：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有人找出种种理由说，陈先生有条件坚持这一原则，从而为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未坚守这一立场而辩解。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有声望，起码与陈先生一样有声望，如果不说话，政权也不能把他怎么样的人，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说话，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这是为什么？因此，后来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当他们陆续也被打翻在地，人们只会油然而生“活该”的联想。当然，我知道现在说这种话好象太过苛刻，但是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力，缺乏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愿意卷入权力圈，那么，被权力碾得粉碎也就是该得的报应。大师又提出，“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此乃是万世不易之真理，下一篇奥威尔的文章也支持这一观点。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