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 读书报告.doc

读书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社会转型既遵循了社会转型的一般规律，又有着其独特属性，其特殊属性表现在由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市场转型任务。 在《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中，倪志伟明确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将导致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具体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受益增加、政治资本相对市场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和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等。通过对转型中国不同地区市场差异化程度及其社会不平等机制的比较研究，倪志伟指出，中国正经历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向市场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产权变化后，相对直接生产者和企业主而言，行政精英在分层秩序中的主宰地位被剥削，再分配权力被逐渐贬值，但行政精英们常常会试图借助其再分配权力来为自己在市场活动中站稳脚跟，并在制度安排中获得利益。 关于市场转型有很多争论，边燕杰和罗根认为，在再分配体制内部成长的市场，必然对拥有再分配权权力的人最为有利，他们的经济回报不会随着市场发展而减少，而应得到保持和提高，即“政治维序论”。白威廉和麦宜生认为，市场制度的建立往往遵循着一种政治逻辑，由于政治市场的存在，政治精英们往往会继续抓住权力不放，因而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中不会贬值，对政治权力的回报也将继续保持优势，同时一些新人也可通过非行政渠道追名逐利，即“政治市场双重转型论”。周学光认为中国在市场转型的同时政治制度也在发生相应的转型，政治转型意味着政治精英将利用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影响政府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决策过程，以获取他们的利益，而他们的优势地位也将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利益，即“政治与市场协变论”。泽林尼和科斯泰罗认为，在存在地方市场的再分配经济体系中，地方市场具有抵消再分配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的效应；在混合经济中，市场已经不再是再分配经济的补偿机制，有可能导致不平等现象的产生；而在资本主义导向的经济中，市场成了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不平等大幅度上升，再分配机制反而成为社会不平等的调节机制，即“市场渗透类型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的趋势是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国家面控制社会资源的状况在逐渐发生改变。在这样的变过程中，特别是随着2l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建立起来，中国社会阶层化机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精英生成机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精英生成机制可以分为两种：精英再生产和精英循环。精英再生产理论是指精英主体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这种理论更加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以及同样的一些人由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转化。该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内嵌于文化制度背景之中，既存的制度背景将极大制约分层模式的变化，市场的平等化效应只存在于市场转轨的初期。 与精英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是精英循环理论，与精英再生产不同，精英循环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而是精英的断裂。换言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政治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存在的基础不断丧失，在这部分人中出现了实质性的向下流动，而由于新的机会的出现，在原来的非精英群体中却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该理论认为市场化在改变机会结构上具有平等化效应。 精英的生成机制离不开具体的制度情境，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制度变革的渐进性、既有制度和文化传统的惰性，加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及其变革的特殊性等因素的作用，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转型时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又有别于西方的“市场化”国家，而是两种制度共生的一种转型形态。在这样一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下，精英的生成机制必然表现出独特性和复杂性，而所谓的循环与再生产都只是理想类型。当前中国社会精英的形成机制既包含有“循环”的成分，又包含有“再生产”的成分。就权力精英总体而言，其因职业地位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并没有因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而削弱，与此同时，市场也确实为那些无优势背景的人（即原来是非精英）提供了成为精英的机会。 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其直接的意义在于，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