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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货币思想 Zhongguo gudai huobi sixiang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 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历代思想家及史籍中对货币、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的看法和主 张，包括中国古代所特有的货币范畴和货币理论。 先秦 货币思想的发生可以追溯到货币发生的时期。 中国的货币发生于夏商时期， 最早的 主要货币是天然海贝，因而商代的甲骨文中有、 、、等字从贝。 在殷商、 西周的金文中从贝的 字就更多了，这些字许多都与商品和交换有关。殷商甲骨文中的买字写成等形，从网从贝； 贝作为货币，网贝就有贸易市利的意思；尤其是殷中每见“子荷贝”图形文字，还有等，形 象地显示了殷商时期的商人们携带货币，或肩荷、或船载，引重致远、长途贩运的情景。这 些表明当时天然贝已是流通界的主要货币， 而且也可推知其时人们已意识到货币的发生与商 业和交换有密切的关系。 甲骨文宝字写成等形，像屋宇，货币及玉珍藏在屋内就是字；除此，甲骨文中更有字，像 货贝成堆； 字像人拜倒于货币之旁， 这些都形象地显示了人们对货币的宝爱及贪欲心理， 而 且货币拜物教的观念也发生了。 不过，殷商、西周时期还只是中国货币的发生时期， 因而这 时期人们的货币思想也只处在萌芽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 也是金属铸币广泛流通及货币经济确 立的时期， 因而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内容也开始丰富起来。 这时， 在货币思想领域中逐渐出 现了一些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 由于它们皆发生于中国自身， 是在无外部现成思想为旁依的 情形下产生的，因而更富创造性，并对后世货币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这时出现的重要货币概念和范畴有子母、轻重，以及涉及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及货币 购买力等的一些观点。其中，一些重要货币范畴如“子母” 、“轻重”还发展和形成比较系统 的看法和素朴的理论， 如货币子母相权论、 轻重理论及以轻重理论为重心的一套管子学派的 货币思想等。 这时，货币金属论与货币名目论这两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关于 货币本质问题的看法，以及关于货币价值形成问题的货币数量论思想（见货币数量说） ，在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均已有明显的表现。春秋晚期单旗的“子母相权论” 就是立足于货币 金属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主要立足于货币名目论及货币数量论思想。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 春秋末， 单旗将“子母” 这一概念运用于货币流通现象上，并首先作 了较系统的表述。单旗， 史称单穆公，周景王的卿士，他因反对景王铸大钱而提出了这一理 论。他重视货币的“权轻重”的作用，认为铸币分量的轻重要适合流通中的需要，如果原来 的铸币分量太轻，因而购买力低，就应铸造分量较重的铸币；反之，则要铸造较轻的铸币。 两种铸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按它们的轻重维持一定的比价，这就叫做“母权子”或“子权 母”（《国语?周语》）。后来人们把它归纳为“子母相权”这一货币术语，并且把子母相权的 涵义，从流通中两种不同单位足值铜铸币并行的关系， 推广于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 以及铜钱与纸币、 白银与铜钱间的关系上， 成为中国古代长时期人们论述货币流通与货币制 度问题时的一种货币理论。 墨家的价值论 在先秦思想家的货币思想方面，墨家关于价值论的贡献很值得人们的重 视。《墨子》 提出“为屦（鞋）以买不为屦” ，“买，刀（铜币） 籴（谷物） 相为贾（价）”（《经 说下》）。《墨经》的作者已发现物品用途的二重性，已接触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 区分问题 ,并看到物品自身不能表现价值 , 而必须借助另一物品来表现， 亦即已接触到价值形 态及其表现问题。 可惜墨家这些对于科学的价值论至关重要的思想， 在中国其后历史的漫长 年代中，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 《管子》的货币思想 主要出自战国学者们之手的《管子》 ，把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 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封 建国家的角度出发， 把货币问题当作阐发的重点， 而发展为货币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 工具的思想，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 重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 它论说：“黄金、 刀币，民之通施也” （《国蓄》 ） ； “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 （《轻重乙》）；“刀币者，沟渎也” （《揆度》）。所谓“通施” 、 “通货”，就是有无相通、交易媒介的意思，而它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视为“沟渎” ， 即把货币流通视为流水的渠道， 商品流通离开货币则无法进行。 这是一种具有较高概括能力 的看法。 《管子》把货币的定义归结为流通手段，并与它的“轻重论”联系起来，形成货币数量论 的思想。它阐述轻重论的一般原则说： “夫物多则贱、寡则贵” （《国蓄》），这对于万物（商 品）或货币的价值形成都是适用的。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