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建林谢澍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docVIP

卞建林、谢澍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 编者按：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当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公号第一时间推送卞建林教授与谢澍撰写的相关解读“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本文即将刊发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CSSCI）2017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推送删去了注释，如需引用请以刊发版为准，获取全文可关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官方微信近期推送。作者简介：卞建林，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谢澍，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2017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简称为《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会议指出：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事关依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要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明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各自诉讼阶段对非法证据的审查方式和排除职责，从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各个环节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和程序，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证据是刑事案件得到正确处理的关键所在，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正确适用法律，方能实现司法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裁判所依据的必须是具有证据能力且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需要重视对证据能力的规范意义，强调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初衷，即在于对违法取证行为的震慑与制裁，意在切断非法取证行为与案件实体处理结果之间的关联，即通过排除非法证据之证据能力的方式进而规范取证行为、遏制非法取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利。因而，作为一种典型的程序性制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重点规制的就是证据之准入资格，非法证据基于其证据能力的丧失而被排除，无须再对其证明力加以考量。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吸纳了一系列现代证据法原则，并将原有规则细化，初步形成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其中尤其强调证据能力，对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加以明确。其中大部分成果被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所接受，正式上升为法律规定。然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效果并不乐观，不仅对规定本身存在理论争议，实务中真正有效适用的案件也颇为有限。因而，为了实现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目标，澄清理论与实务中的争议问题，进而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有必要通过出台有针对性的规定将《刑事诉讼法》条文加以细化。有鉴于此，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颁布之际，本文试图对其出台背景、制度贡献加以初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 一、《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出台背景 当前出台《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中所遭遇的司法冷遇，进而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近二十年来，非法证据排除始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理论热点之一，但实践中却面临着截然相反的境遇。“两个证据规定”出台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所展开的相关调研，更是描绘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诸多困境。例如，有论者通过分析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发现，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还有研究发现，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案例主要发生在基层人民法院，上级司法机关，尤其是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几乎没有审理过相关案件。我们曾先后前往浙江、湖南、江苏、安徽等地对新《刑事诉讼法》贯彻落实情况展开调研，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即是重点之一，调研结果同样不容乐观。以我们对湖南省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的调研为例，尽管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但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发现难、审查难、排除难”：第一，发现难。侦查机关不会主动提供或承认非法证据的存在，被告人或律师又在提出“排非”要求时提供不了“线索或证明材料”，导致排除程序启动难。且刑诉法规定对言词类非法证据采取绝对排除之原则，对物证、书证采取相对排除之原则，这就使得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局限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随着司法办案观念的转变，明显的刑讯逼供已经基本杜绝，变相或隐形的刑讯逼供很难发现和认定；第二，审查难。受审查逮捕期限的限制，无法为侦查监督部门承办人提供充足的非法证据调查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承办人难以在短期内查证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是否为非法所得，加之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使得这项工作缺少有效的方法与手段；第三，排除难。以A市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