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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视野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反思与拓展应用论文 摘 要：在司法改革背景下，刑事执行检察从以往的“办事模式”向“办案模式”转变，“办案模式”客观上要求检察官对刑事执行活动充分知悉，并参与到执法程序中，而同步监督的程序设置则为“办案模式”的实践提供了路径。作为刑事执行活动的重点领域“刑罚变更执行”，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实行同步监督，但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对于其他的刑罚变更执行活动，司法实务中做法不一。本文试从刑罚变更执行的立法沿革分析入手，反思刑罚变更执行的现状，论证刑罚变更执行全面适用同步监督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并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拓展应用的具体思路。 关键词：刑罚变更执行 同步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55条、第262条新增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下简称“减假暂”）的同步监督规定，这是立法层面首次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模式，解决了以往减假暂事后监督的各种弊端，也积极回应了群众对刑罚变更执行公信力的各种质疑。然而，鉴于法律规定的笼统单一，除了减假暂之外，其他的刑罚变更执行活动，比如说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撤销、财产刑的延期、减免等，是否也应建立相应的同步监督程序，实践中尚未达成共识，也缺乏规范的程序设置规定。本文试从减假暂同步监督的立法沿革分析入手，从执法目的层面、立法层面、司法改革层面，论证刑罚变更执行全面适用同步监督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并结合司法实践，重点构建了社区矫正变更执行、财产刑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程序。 一、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立法沿革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215条、第222条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事后监督模式，该执法模式一是明确了监督启动的时效，二是明确了监督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或再核查程序。这种事后监督模式一方面不利于维护生效裁定、决定的稳定性和公信力[1]，且纠错成本很高；另一方面，事后监督将检察机关排除在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之外，检察机关很难依靠裁定、决定提供的有限信息，开展法律监督，监督流于形式成为常态。基于对上述监督困境的反思，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一系列监所检察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xx年《关于监所检察若干问题的规定》、xx年《关于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规范化建设的意见》、xx年《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减刑、假释监督程序规定》、xx年《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等“四个办法”，上述文件探索性地提出了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并签署意见的方式介入减假暂的提请、呈报、裁定活动，并在试点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xx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改革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制度。完善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规定，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建立检察机关同步监督制度” [2]，从党的意志层面肯定了减假暂同步监督制度的可行性。xx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最终在立法层面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减假暂活动开展同步监督的职能定位。 回顾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立法沿革，从1996年到xx年，这17年间，检察机关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完成了对立法的反思和修正；而另一方面，这17年间，司法实践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研究仍重点围绕监禁刑展开，将减假暂等同于刑罚变更执行的全部内容，至于其他的刑罚变更执行活动，无论是社区矫正变更执行，还是财产刑变更执行等，均沿袭传统的“事后监督”模式，监督效果不尽人意。 二、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的可行性和必然性论证 从执法目的层面言，刑罚执行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终端，是刑法彰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功能的落脚点，而刑罚变更执行作为刑罚执行领域的重要一环，其执法公信力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关注。而要实现刑罚变更执行的公正性，最根本的路径是分权制衡，改变以往刑罚变更执行书面审批式的封闭模式，采取司法化构建。在确保案件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检察机关通过提出书面监督意见、出席法庭发表监督意见等方式，开展同步监督，并明确将检察监督意见作为法院裁定的依据之一，从而体现司法权的公开、透明及多方参与性，积极回应群众对刑罚执行领域司法公正的期待。 从立法层面言，《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 __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上述条款原则性地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权。而《刑事诉讼法》第255条、第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