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2019年精选文档.docVIP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 　　本文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着手，对其“商谈伦理”作为合法性危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理想的言语话语环境下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王贤昀(1977―)，男，江西吉安人，宜春学院政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江西宜春 336000)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广泛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研究。在相关领域的诸多探讨中，哈贝马斯有关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论述较为突出，其独特的研究视角、系统的理论阐述颇具吸引力，也极富创造性，在当代西方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 　　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称为“有组织的或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以表明它是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实行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但“即使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1](P3)哈贝马斯借助医学术语中的“危机”一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描述：“我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①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②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③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1](P63) 　　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探讨，首先是从经济危机着手的。他认为：“经济系统需要投入的是劳动和资本，而产出的则是可以消费的价值。……自由资本主义所遇到的障碍是产出危机。危机周期一再使人们对于合乎系统的价值分配产生了怀疑。这里，具有合法性功能的价值系统的变化范围内所容许的一切负担与报酬的分配模式都是‘合乎系统’的。”[1](P63-64)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经济危机已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已被消除，而是以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式，从经济领域转嫁到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其他领域，进而引发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的干预范围不仅推进到了经济系统中，而且也推进到了社会文化系统。随着组织和理性的扩散，文化传统受到了损害与削弱。 　　哈贝马斯对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分析，也是从“投入”与“产出”两方面着手的。“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P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P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 　　我们看到，哈贝马斯并非片面、孤立地对晚期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危机分别予以考察，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存在的危机加以全面综合地分析。在哈氏那里，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于整个社会危机理论的始终，既是由经济领域转嫁到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又是存在于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在政治领域所引发的“投入危机”。 　　二、商谈伦理是“合法性危机”的根本解决途径 　　哈贝马斯在批判地继承卢梭的“公意”学说与康德所主张的“绝对命令”的思想的合理成分的前提下，提出了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倡导主体间开放性的、论辩与对话的商谈伦理。他从“根据大家的商谈来决定大家所能遵从的规范”这一普遍的、形式的理念出发，在“普遍化原则”和“论证性原则”的指导下，基于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及普遍语用学的运用，借助融“有效性”、“包容性”、“开放性”为一体的论证所具有的“约束力”，促使商谈参与者对规范有效性及同一性达成“共识”的主体间开放性的论辩过程。从哲学的维度来看，商谈伦理乃是一种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存在状态反思的学问。借助于商谈伦理的普遍运用，哈贝马斯旨在促使论辩或对话共同体参与者的普遍利益得以体现，并以此来弥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裂痕，消解多元差异、消解社会统治和普遍性压抑，进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公平、正义。 　　哈贝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