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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包公分集观后感: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包公不但是家训的制定者，更是家训的践行者 包公治家严格，他的后辈子孙无不谨遵家训。有史可考的是，包公祖孙三代都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长子包X，授官太常寺太祝，他廉洁自律，但却英年早逝，留下夫人崔氏和幼子包永年。次子包绶，包公过世时刚满5岁，由寡嫂崔氏抚养。包X没有留下家业，崔氏依靠替人家洗衣缝补勉强度日。后来崔氏变卖了一点房产，供养包绶和包永年求学。包绶不辜负寡嫂崔氏的厚望，官至六品。在任期间，包绶无论身居何职，都能清苦守节。包绶死后，箱囊之内，除了书籍、著述外，再也没有其他值钱的物品，衣袋里也只找出46枚铜钱。甚至有人猜测，包绶的死，极有可能和清贫有关。 包公的孙子包永年官至正七品，曾任咸平县主簿，崇阳县令。他任职期间，“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遗憾的是期未满而病卒，终年41岁。清理他的财物时，人们发现竟然“了无遣蓄”，甚至丧葬费用，还是两位堂弟资助的。 家风是社风的基础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以良好的家庭风气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当从建设好家风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会带来社会的和谐。同理，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以良好的家庭风气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当从建设好家风始。 家风又称门风。是指家庭成员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传延下去的价值观念、生活作风、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生活习惯等总和。家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发展，因此，中国传统家庭，十分重视家风建设，重视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引导作用。 一个家庭的家风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几个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是有着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家训、家规，要求家庭成员一体遵守。这种家训家规，有的是倡导性的，让家庭成员努力去践行;有的则是强制性的，家庭成员不得违背，否则会受到家法惩戒。家庭中这一软一硬的家训家规，保证了对家庭成员的引导和约束。二是家庭中家长、长辈的表率示范作用。在家中，凡订立家训或制定家规者，都处于家庭尊长和权威地位，他们不仅对家庭成员提出种种口头或书面的要求和戒条，而且自己往往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儿孙作出榜样。长辈对孩子无论是有形的耳提面命还是无形的潜移默化，都会对家庭成员起到巨大的影响。三是中国家庭中固有的尊祖敬宗观念，使家庭成员易于接受祖训，形成门风。尊祖敬宗是中国家庭道德和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祖宗的话不能不听成为家庭成员的共识，否则就是不孝。(《宋史?包拯传》)包拯此说，一方面体现了包拯治家的严厉，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在包公那个时代，家族成员对“家籍”的重视，被清出家门所背负的社会道德谴责压力是极大的。这种对祖宗的敬畏，是家训家规得以制定和遵从的一个重要前提。 良好的家风，源于良好的家训 通过“断牛舌案”、“匿金案”、“陈州折变”、“不持一砚归”等历史故事，说明包拯以民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为官为政思想。对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对百姓却心怀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来，百姓把他也放在心坎里。 在今天 ，有些家训对我们现代的教育教育也是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如仕宦家庭道德教育的成熟代表作《颜氏家训》;帝王家庭道德教育的系统著作唐太宗的《帝范》;诸葛亮临终前留下的《诫子书》,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 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八字家训“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扫即早起和扫除，考指祭祀，宝即睦邻友好，书即读书明理，蔬、鱼、猪即种菜、养鱼、养猪。曾国藩以此为教训教育内容之一，教育曾氏家族子弟，并希望后辈薪火沿承。 但是现在有些家庭教育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学习成绩第一”，给孩子不厌其烦的报各种补习班，假期的孩子不是在游乐场，而是在补习功课的培训机构;“谨慎对待陌生人”，陌生人成了一个孩子甚至成年人记忆深处的一个词汇，尤其是面对陌生人摔倒在地上时，扶还是不扶竟然由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少走弯路，走捷径”，我们看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的“育儿经”，据他儿子记忆：小的时候每次我爸骑车带我去奶奶家的时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说这样近，做人要学会走捷径。每次在路上我爸都会教导我，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这样刘铁男的教诲在儿子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让他找到了一条最便捷的成功之路，这就是利用父亲职务的影响力、手中的权力攫取金钱。而最终，父子二人皆锒铛入狱。没有良好的家训，就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也就没有个人的幸福。 据悉，《终极胜利》堪称是一部延续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