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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还在救援。
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有百分之百的努力。除了对这一事件的深挖、问责,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之外,如何举一反三,警示其他城市管理者,也应该是题中之意。
显而易见,于昨天结束的、七常委出席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会是专为深圳而开。但因着深圳的事故,我们对“城市工作”会有更直观的感性认识。
毕竟,上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还是在年前的年。
这可是个大新闻。
论
把单项工作提高到中央层面来开会,或首次升格、或时隔多年后重开,本届中央已经不乏先例。前者,如群团、统战;后者,如文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被本届中央高度看重,认为不是某一系统、某一部门的事,而是要上升到全局、总体的角度来看、来抓。
那么,城市工作有这么重要么?
是的。本次会议,对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城市也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工作会议”,不仅是事关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等的狭义“城市工作”,更是从全局、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与此相对的,就只有“农村工作”了——如你所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都开。
年后召开此会,更加具备现实因素的是,城市现在还“病得不轻”。
病
每次出差到其他城市,岛叔都会在三杯过后,推心置腹地跟当地的朋友说,真的不想回到北京(北京土著莫怪)。
除去围城的心理因素,你我皆对城市病感同身受。上下班若开车,堵;地铁公交,挤。车开得多、周围工厂和建筑工地开足马力,霾;超市买个东西、医院看个病,等。住远点儿,累;住近点儿,贵。地铁乞讨走到面前举个碗,烦;看见城管呵斥小贩,居然都漠然。下大雨,水漫大街,更堵;现在还多出要担心垃圾哪儿管。大家心情都不太好,看上去都匆匆忙忙、对自己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城市病,症在表层,疾在腠理。没有归属感的城市,来自于异地的陌生感;异地的不融入,也因为房价、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更加加深。没有户口的城市漂们如此,没有话语权的进城务工人员们更是如此——他们的背后,还有留守儿童、撂荒的土地、空虚的村庄等更多问题。
城市病,同样还有另外一种表达。
比如大拆大建。岛叔的家乡,某一任市委书记就曾喊出过“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口号,以轰轰烈烈的拆迁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开着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产,则全民搞借贷,最后资金链断裂,市政府天天被围。
大拆大建规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运动却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轰轰烈烈。一位长期留洋的前辈在饭桌上说,即使是在中国的心脏北京,也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中国。看上去,这里和世界上、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也没有什么分别。这里,有古迹保护的问题,也有千城一面的问题。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局
要治病,得从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们会问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在大城市漂们会说除了大城市,我们又能去哪儿呢?
就拿北京来说吧。在岛叔的大学同学中,江浙、广东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恋北京;对他们来说,家乡的机会同样很好,环境也更优。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东北等人口众多又发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区。他们或是因为读书来到此地(本省没有什么优质高校),或是因为距离更近、机会更多而选择离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也因为资源、人才的“虹吸效应”而长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低端产业上徘徊,众星拱月般地给地区中心城市“作贡献”。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城乡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如果说到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问题,同样是本难念的经。
在城市规模迅速扩展的时代,古迹保护、环境保护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毕竟建设要紧、规模要紧、政绩要紧,领导层又换得那么频繁。在“建设-政绩-提拔”的默认逻辑下,官员有强大的动力搞建设(更遑论还可能存在经济利益操作空间),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挥棒效应;城市项目怎么改、怎么建、谁来建,也往往决策一言堂、拍脑袋,听证会走过场,招标内部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央巡视组,都在巡视的省份提出“领导干部亲属子女插手基建”问题——没有法治思维,也没有法治监督环境,遂使人治横行。
而由于规划的不合理、拆建的随意性,不仅造成浪费,也带来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场,批建归一个部门,管理归另外部门;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区和市区的行政重叠,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说灾难,就连过早地拆除房屋这件“无伤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让玻璃工有活儿干”式拉动GDP的事,每年中国就在这事儿上就能浪费超过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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