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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建议权运行困境破解路径探索 一、量刑建议权运行困境 (一)困境一:量刑信息缺乏有效性、完整性 自量刑建议试点改革以来，量刑建议主要围绕量刑建议的范围、提出时机和形式、方法、内部审批程序而展开，较少关注量刑建议中的量刑信息有效性、完整性搜集。在实践中，量刑信息缺乏有效性、完整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检察官既难以要求侦查人员提供比较丰富的量刑信息。第二， 量刑信息一般都只概括与犯罪事实相关的因素，比如首犯、主犯、教唆犯、累犯等从重量刑情节。第三 ，量刑信息大部分只与被告人有关，较少涉及被害人、社区公众。由于量刑信息缺乏准确性、完整性， 使量刑建议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二)困境二:量刑建议说理非科学化 近年来，提高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能力、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逐渐成为契合司法规律的主流意识，因此诉讼程序中的释法说理制度日益受到重视，逐渐在全国各地检察环节遍地开花，比如不捕说理、不诉说理。在我国，作为量刑建议权重要组成部分的量刑建议说理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量刑建议说理呈现非科学化趋势。量刑建议说理非科学化体现为:第一从内容上看，极少发现有充分说理的实例，一般表现为“完全不说理”或“不完全说理”，具体表现为仅有建议结论，完全不说明根据和理由; 仅提出认定的量刑情节，却不说明据以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仅提出法定量刑情节，较少分析来源于案件事实本身的酌定量刑情节;仅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