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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科学奋斗了一辈子 　　籍孝诚教授从事儿科临床工作数十年，在儿科领域造诣颇深，对疑难重症的诊治有独到之处，是中国儿科学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籍孝诚，1923年11月出生于河北任丘。著名儿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儿科教授。籍孝诚教授从事儿科临床工作数十年，在儿科领域造诣颇深，对疑难重症的诊治有独到之处，是中国儿科学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我的名字是爸爸给起的，又孝又诚。在家里，大家都叫我六少爷，就是别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种‘少爷本质’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贯穿了我的一生。”籍孝诚说。　　成为“协和人”　　1948年，籍孝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在医学院读书时，遇到了他的恩师诸福棠。“他很喜欢孩子，他的上下班时间都是以孩子为准。”籍孝诚回忆起恩师。　　有一次查房，一个患儿腹痛，籍孝诚和同事怀疑是麻疹，就请诸福棠来看。“老师先去用温水洗手，然后轻轻为小患儿检查，转身跟我们说，这不是麻疹，是肠套叠。因为他的手法很轻，查体又仔细，所以很容易就发现是肠套叠。当时我就觉得这位老师真是不错，我要跟他学。”后来，在恩师的感召下籍孝诚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1955年，籍孝诚来到苏联留学，由于俄语很好，对籍孝诚的留学生涯帮助很大。在苏联学习期间，籍孝诚在基础儿科教研组。他的老师叫沃罗维克，在老师的指导下，籍孝诚做风湿病血管通透性的研究，“我一共在那儿待了三年半，测了很多血蛋白，最后论文顺利通过。”　　回国后，籍孝诚被分配到儿研所工作——管理病房。“那时我才意识到，在苏联学习期间，虽然做了大量基础研究，但也应该好好学习临床。幸好我在去苏联之前有管病房的经验，工作也就做下来了。”　　1961年，籍孝诚转到了协和医院儿科工作，从此成为“协和人”。　　刚到协和时，籍孝诚跟著名妇产科学家吴葆桢一起工作，“我们关系很好，他很好学，他读论文时会写卡片，把要点都记下来，查房时，也在卡片上不断记录。我一看，这‘协和人’不得了，所以我就跟他学，也开始写卡片。”就这样一点一滴，籍孝诚在协和医院不断学习和进步，成为一名优秀的“协和人”。　　医者仁心　　籍孝诚前后参加了6次农村医疗队，去过甘肃、山东、河北，还有北京周边的郊区。“那时候国家号召‘向贫下中农学习’，我是真向他们学习，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别人都笑，说我拿根棍儿真像那么回事儿。”籍孝诚说。　　回忆起那段时光，籍孝诚想起一次在回城之前，在村子里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有5个月大，嘴唇是紫色的，鼻子一直扇呼、哼哼，喘气也吃力。我说这孩子是肺炎。我就问他，你家那边有没有赤脚医生呀？老头说，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我心想这可怎么办，于是我就把身上带的抗生素之类的药都给了他，然后教他怎么用，能不能治好，就看运气了。”5年后，籍孝诚又来到这个村子里，看到一个5岁的孩子，长得挺壮实。“一问，这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孩，我高兴极了。”籍孝诚笑着说。　　1961年，有一个产妇找到协和的林巧稚大夫。产妇生过3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都是由于“黄得不得了”。林巧稚大夫从产妇描述的症状判断，婴儿患的应该是Rh溶血症。林巧稚决定给新生儿换血，但谁都没有换过血。籍孝诚临危受命，“我也没换过啊，我就去图书馆查书。”　　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从何查起呢？“协和的人都善于帮助人”，当时图书馆的管理员就帮忙找书，用了3天的时间，终于找到了。正好那个产妇第4天就生了，“我们就根据文献报道的方法，去给新生儿换血。换血很难，贫血、心力衰竭，好多问题都要解决，我们就一起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几次换血，孩子救过来了，后来那孩子就取名叫协和。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症换血成功的案例。　　后来，在周华康大夫的指导下，籍孝诚根据这次经历写了一篇论文《新生儿交换输血的技术和经验》，发表在了1963年的《中华妇产科杂志》上。　　回忆起周华康大夫，籍孝诚说他“表面是一脸严肃，但是个很好的人”。人不能只看表面，要用心去感受这个人的内心。籍孝诚回忆起和周华康大夫在一起工作的过往：有一个护士得了结核病，去通州的结核病研究所做手术。周大夫知道后，就拿了两瓶咳嗽药，拿点抗生素，送到护士楼给她。“那个护士拿到药之后，特别感动。”还有一次，一个小患儿不能呼吸。但上世纪70年代，新生儿病房没有配备呼吸机设备，“当时周大夫就说咱们人工来吧，我们排好队，轮流捏气囊，用正压通气的方法，把这个患儿救活了。”籍孝诚回忆道。　　传播理念　　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之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回到中国，要资助协和的大夫到美国去学习。1980年，58岁的籍孝诚来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当时国内还没有围产医学，也没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他们那儿有一个50张病床的NICU，最小的孩子才500克。我看到NICU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