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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书院：载不动许多愁-国学教育论文 现代书院：载不动许多愁 ●王乐 郑蕾 袁媛 现代书院独立于官方文化教育体制之外，以民间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和文化的关注，具备鲜明的民间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化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标识。现代书院的创办，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以书院这种形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书院，就像传统中国留给现代的一个背影，让人们不禁打量起它们的现代命运。 大师匮乏，书院缺失灵魂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拭在院内同台会讲，论辩“中和”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影响盛况空前。而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院因人重，人因院名，书院因之成为“朱张过化之地”，而获后世学者敬慕。 朱张会讲，开创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体现了书院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特色，使书院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具备了强劲的动力。岳麓书院在此会讲之后，逐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重地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合为一体，而且结合一直非常稳定。既推崇理学，又注重实践，强调经世济用，这种学风沉淀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最突出，既有个人修养，又能经世治国。他们崇尚军事，往往文人也能带兵打仗。追求政治功利与个人修养是两个方面，而湖湘学派却能把它们凝结在一起。 从1999年开始，在当年朱张会讲的地方，岳麓书院效仿当年的讲学形式，创建了“千年讲坛”，并由湖南电视台直播。几乎每周，明伦堂都会迎来一位举足轻重的知名人士：余秋雨、杜维明、李学勤、金庸、樊纲、张朝阳、傅聪、星云大师……一直延续到今天。 讲座向社会开放，听众除了湖大学生，也有其他各校老师学生、文化爱好者、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每有名人来讲座，都将这个千年学府挤得水泄不通，听众的热哀，让这座古老的书院笑称“防不胜防”。 当年朱张会讲，使岳麓书院名声大噪。古代的每个书院都需要这样的灵魂人物，才能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可现在的中国，是个缺乏大师的时代，既没有古代如朱熹一样影响千年的思想巨匠，也没有民国初年那样一批学贯中西的人物。现在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代。 现代学科建制，古老书院不适应 书院自从唐代中叶到清末，历经了千年的办学历史，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古代书院与现代教育体制最为不同之处在于，师生同居于书院内，相处时间长，关系融洽，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或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有机会一对一地指导学生，因材施教，而非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式的教学。学习的内容，则主要集中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经典教材。 “书院的教育形式，有其独特的优势所在，但无法适应现代学科建制。如果一味地以书院式的教育模式代替现代教育体制，代替中小学教育，一则不现实，二则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疑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表示，以书院作为现代教育形式的补充，以达到修身养性、陶冶心灵的目的，作为青少年培养国学修养的辅助形式未尝不可，但在全球化的剧烈竞争下，如果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不谙学科前沿，不通学科历史，仍试图以书院模式培养一流的学者，无异于天方夜谭。 上世纪50年代初，由著名学者钱穆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可谓坊间极有名气的书院。钱穆当年，不是选择台湾或大陆，而是香港，因为那里是殖民地，更提携传统文化，他想以宋朝的书院来体现，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和使命感。但现在的新亚书院，几乎全套使用的都是现代西式教育体系的授课方式。与此同时，时下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各种书院，讲授形式、授课模式不一，有些即使连营建者本身，心里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也许只是挂了一个“书院”的名字，但与真正的书院精神相去甚远。更多由书院而起的，对现代学术、现代教育制度的针砭，可能也只是借“书院”之名，借古喻今的一种形式罢了。 书院，何时走近寻常百姓家？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东林书院迎来了一批5到12岁的小朋友，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念起了《论语》等经典古诗文，依庸堂内书声琅琅。东林书院的儿童诵读学堂已经坚持了8年，孩子们在这里接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教育。此时，北大校园里，中国文化书院与一批热衷于建构中国企业文化的企业家合作发起的三智道商国学院，已成立一年。 现在很多书院都在尝试商业化运作，在三智道商国学院对外宣布的课表中，为企业家量身定做的课程持续一年左右，每个月有3天时间集中授课，讲师中不乏明星教授。书院在为学员定制的课程体系中，除了名师传道讲授道德理念之外，还传授养生养心的概念。据了解，三智道商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