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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的政治主张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他和他的两个儿（苏拭、苏辙）都以文采著名，被后人合称为宋代“三苏”。 苏洵在27岁那年的一天，正像往常一样随手翻书阅览，无意中发现一篇关于古人爱惜时间、刻苦攻读的故事。他认真地读了一遍，感到这故事很生动，又读了一遍，更加感到有意义，于是他反复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就有一次收获。他觉得这故事好像是专为自己写的，不由得心中发出感叹：“时光无情地飞逝，自己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虽然写过一些文章，却都是些平庸之作，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他想：现在不努力，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从这时起，苏询又开始发愤苦读。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在学习上有了长进，就急急忙忙地参加录取秀才和进士的两场考试，但两次考试都落了榜。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不过，他没有灰心丧气，决心重新振作起来。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写得有气势，以古为鉴；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谒翰林学士欧阳修，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嘉祐元年欧阳修向朝廷推荐了老苏,并将老苏的多篇文章推荐给皇帝宋仁宗。嘉祐三年仁宗召苏洵试舍人院,同年十月老苏上书仁宗以病为由未参加考核,倒是给仁宗提出了施政建议。这是老苏唯一一次给皇帝的上书,集中了他一生的政治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大多数士人所认可,但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针对北宋武力薄弱的问题，老苏提出“复武举”，就是重新开始招武举人。因为这类人才需要提前训练好、准备充分，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仓卒，而取其禄位”。就是天下出现危急情况的时候，不能用从来没用过的人，不能让其他人趁机获得权位。否则他们就知道朝廷的意图了，老苏认为“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窥”。以前也有过武举，但是都是“市井之粗材”，通过策试中举的，也只是“记录章句”，都是“区区无用之学”。取的人又很多，待遇自然都很差，所以都是一些贪污无行之徒才会参加，真正的豪杰之士“耻不忍就”。所以朝廷要重视实实在在的人才，要取精英来培养。 外交问题。“敌国相观，相观于人而已”。敌国看朝廷，主要是看朝廷出使的人。由于当时大家都觉得出使很不好做，“以奉使为艰危”，所以大家都轮着做，还有小吏跟着随时记录说的每一句话，这样即使有好口才也不敢发挥，在敌国看来，使臣都很软弱的样子，于是很容易被敌人轻视。因此应当是“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就是要有专门的外交人员，有能力就上，没必要非要大家都轮着来。 去宦官。对于仁宗一朝出现“事垂立而辄废，功未成而旋去”的原因，老苏认为是“小人之根未去也”，这里的小人指的就是宦官。老苏认为虽然皇帝觉得宦官只是侍候皇帝玩乐的人，但实际上最为能接近皇帝的人，朝中大臣都会有所顾忌。天下的小人则通过贿赂宦官影响贤人们的政策施行。因此要远离宦官。同时老苏听说皇帝有疏离宦官的打算，进一步提出“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尽去乃无后患”，必须彻底疏远才可以，否则从东汉宦官为祸的历史来看，宦官被攻击后反扑，对国家的危害更大。 整体来看，苏洵的政治主张基本都切中了当时北宋政治的弊端，如果能被采纳施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情况未必不能有所改善。可惜，当时欣赏老苏的也不过欧阳修等寥寥几人，而北宋最终还是亡于这些老苏很早就提过的弊害。当时的其他士人，还有后世的很多文人包括王夫之等有名的士大夫，对老苏的主张是很不屑的。在他们眼里，不把仁义等儒家原则作为处理事务的最高准则的都是旁门左道，像老苏这样公然将以利益引导人们的更是离经叛道。